沉船故事：瓷器貿易見證晚唐、五代時期的海洋貿易變遷

我國南部港口的瓷器考古

中國晚唐、五代外銷瓷器以長沙窯產品最為常見，且數量最多，其次是浙江的越窯產品、北方的白釉瓷產品、白釉綠彩瓷產品，還有廣東各地窯口的產品等。這些瓷器組合被大量發現於我國東南的貿易港口揚州、寧波、廣州等地。

揚州港

作為南北交通重要據點的揚州，既是江淮地區貨物的集散地，同時又利用運河流通南北物資。在揚州唐代遺址中廣泛發現長沙窯彩繪瓷、越窯青瓷、邢窯系白瓷、鞏縣窯白瓷、青花瓷、白釉綠彩陶和波斯陶器的陶瓷產品組合。這種陶瓷器組合正是這一時期外銷品種的代表。

唐代揚州與長江中遊的湖南貿易頻繁，是當時長沙窯瓷器的主要經商口岸。因此，揚州發現長沙窯瓷器的數量也是最多的。《舊唐書·田神功傳》載“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
，這反映了中唐時期有大量從事貿易活動的胡商旅居揚州。揚州城的考古發現也證明當時可能存在專門經營瓷器的店鋪。

唐宋海上絲綢之路

明州港（今寧波）

唐代明州港已經是對外航運貿易的重要港口，是當時朝廷指定的對外開放的通商大埠，和交州（今越南境內）、廣州、揚州並稱四大港，與東南亞、波斯灣、北非等地都有通商貿易關系。明州港自晚唐貿易活動以來興盛不衰，特別是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活動。

浙江及寧波的文物工作者對這個海港碼頭進行過多次考古發掘，重要遺址包括：和義路碼頭遺址、東門口碼頭遺址、天妃宮遺址、江廈碼頭遺址、漁浦城門遺址、市舶司遺址、市舶庫遺址等。這些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以越窯青瓷、長沙窯瓷器、景德鎮青白瓷、龍泉青瓷四大系為主，長沙窯瓷器多屬晚唐時期器物，數量龐大的越窯青瓷器則自晚唐至宋初都有，這說明明州港是唐、五代直至北宋初年越窯產品向外輸出的重要港口。

廣州港

晚唐、五代時期，廣東窯產品就已是當時外銷的重要品種。
廣東的唐宋窯址主要分布在江河兩岸、沿海地區以及韓江、珠江三角洲等沖擊平原地帶。廣東地區發現的唐代窯址約有二三十處，粵東地區的主要分布在潮安南郊、北郊、梅縣等地，粵中地區的包括新會官沖窯、佛山石灣窯、南海奇石窯、高明窯等，粵西地區的則分布在遂溪、廉江等地。

廣州唐代窯瓷器

廣東唐代窯址以生產青瓷為主，器型主要有碗、盤、碟、缽、罐、盆等，釉的玻璃質感強，有流釉現象，碗盤類圓器往往采用幾個泥塊間隔裝燒。晚唐、五代時期，隨著北方人口的大量遷入以及其他地區工匠和制瓷技術的輸入，廣東制瓷業開始走向繁榮。有賴於海外貿易的發展，廣東窯產品從潮州、廣州等港口銷往東南亞地區。

亞洲遺址的瓷器考古

海外遺址出土的中國晚唐、五代貿易瓷器分布從附近的東亞、東南亞，一直到南亞、西亞、中東、東北非各地。

日本

據中國台灣學者謝明良先生研究，越窯青瓷、長沙窯瓷器及北方的白釉瓷器在日本各地均有較普遍的發現，與長沙窯瓷器同出的往往還有多彩鉛釉器、晚唐三彩及白釉綠彩器，其所屬時代多為9世紀末至10世紀初。它們和日本九州太宰府、鴻臚館或兵庫縣福田等遺跡出土的伊斯蘭陶器一起，應當是從揚州輸入日本的。但日本發現長沙窯瓷器的數量明顯少於越窯青瓷產品及北方的白瓷產品，和同時期在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發現的以長沙窯瓷器為主的局面有差異
。

晚唐長沙窯 青釉罐

東南亞

在東南亞的遺址中，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斯裏蘭卡等地，都發現了9～10世紀的中國陶瓷器。在東南亞出土的中國貿易瓷中除了最常見的長沙窯瓷器、越窯瓷器及北方白瓷外，還有廣東的潮州窯、梅縣窯、新會窯、廣州西村窯的產品。這種瓷器組合在菲律賓群島不少地區皆有出土，其中地點明確的有呂宋島南部的八打雁和棉蘭老島、西北部的武端地區。

此外，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爪哇、蘇拉威西、加裏曼丹及其他島嶼，以及泰國灣西北岸各地的遺址中都廣泛發現有9～10世紀的中國陶瓷產品。東南亞出土的9～10世紀中國陶瓷的遺址多位於當時重要的港口城市，還有一些則是當時的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中心。

南亞

南亞的斯裏蘭卡位於印度洋的中央，很早就開始在東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占有一席之地。斯裏蘭卡西北部的曼泰是古代非常有名的港市，在其9～10世紀的地層中發現了為數眾多的中國陶瓷器。在曼泰遺址及斯裏蘭卡首都阿努拉達普拉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的中國陶瓷包括越窯青瓷器、白瓷器和長沙銅官窯瓷器。

唐代越窯青瓷雙魚瓶

中亞

在鄰近波斯灣的伊朗和伊拉克的9～10世紀陸地遺址和海港遺址中，長沙窯產品分布範圍最廣，數量也多，如伊拉克的薩馬拉遺址、伊朗的希拉夫遺址、巴基斯坦的班布爾遺址等。所以人們推測，長沙窯產品當是9世紀後半期至10世紀前半期中國輸出貿易瓷的大宗之一，並且其國外市場重點應在中亞。

西亞

根據三上次男先生的研究，在9世紀的希拉夫，長沙窯產品輸入的數量最大並且普及於居民之中，其次是越州窯系青瓷器，同時還有作為商品容器的青瓷器、少量的優質白瓷器以及雙彩堆花陶器。希拉夫作為中世紀印度洋對東亞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在該地發現的中國陶瓷，無疑是探索這個時代中國與亞洲各地區，特別是與西亞地區貿易實況的重要資料。

沉船中的瓷器看海外貿易

“黑石號”沉船的瓷器

黑石號沉船複原圖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勿裏洞島附近發現了“黑石號”沉船，打撈出水6.7萬件唐代瓷器、金銀器、玻璃制品、銅鏡及銀錠等物品。其中陶瓷占絕大多數，最多的是長沙窯瓷器，其他還有一些越窯青瓷、邢窯白瓷和白釉綠彩器，同時還出水了3件唐代青花瓷，以及少許青釉粗器如儲藏罐等。

根據沉船上一件長沙窯瓷器上“寶曆二年”的銘文，推測沉船的年代當為晚唐寶曆二年（826年）或之後不久。“黑石號”沉船出水的陶瓷組合與揚州唐代遺址出土陶瓷器組合完全吻合
，這種器物組合未見於其他唐代港口城市的遺址中，所以人們認為該船很有可能是從揚州裝載貨物駛出的。

“黑石號”船體構件連接采用穿孔縫合的方式（由木板拼合而成，椰殼纖維捆綁，縫隙處以橄欖汁填塞），與中外文獻所記載的波斯灣海域的希拉夫、蘇哈等地的船體一致，是采用阿拉伯傳統造船技術的獨桅三角帆。當時該船載滿貨物離開中國，在返回阿拉伯的途中，不幸在勿裏洞附近沉沒了。

黑石號沉船中的瓷器

“黑石號”沉船被發現的地點是蘇門答臘東南海域，而就唐宋時期的航路來看，這裏正是當時海上強國室利佛逝國的所在地，為公元7～13世紀南海交通總樞紐。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也記載：“三佛齊國（室利佛逝國於9世紀中葉以後改稱三佛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沖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
說明室利佛逝是連接中國和印度、阿拉伯、東南亞諸地交通的重要中繼站。

“黑石號”沉船位於中國東南港口經東南亞到波斯灣航線的重要航路上，“黑石號”器物組合見於沿線的考古遺址中，其目的地大致在波斯灣的希拉夫港口附近。而沉船的結構與我國傳統的船體不同，根據文獻記載來看當屬波斯灣及印度洋的船只系統。黑石號”沉船的發現，使我們明確了阿拉伯商人在晚唐時期海洋貿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長沙窯產品與伊斯蘭世界的密切關系。它裝載的豐富陶瓷器，再次證明了晚唐、五代時期南海貿易的繁榮。

印坦沉船和井裏汶沉船的瓷器

印坦沉船於1997年在雅加達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附近被發現，從這艘沉船中出水的中國陶瓷大多為廣東生產的一種青黃釉小罐，其餘的器物中越窯青瓷器的數量大大增加，占到了20%～30%。此外，還有其他一些青白瓷、白瓷以及東南亞、中東等地的陶器。學者們認為印坦沉船的主要貨物是在南漢控制的廣州港裝船的。

沉船中的瓷器

2003年2月，在爪哇井裏汶島向北約100海裏處的海域，發現一艘曾航行於印度尼西亞海域間的貿易沉船遺址，出水多達30餘萬件越窯瓷器，器物造型多樣，裝飾紋樣豐富多彩，所屬時代應為五代至北宋早期。井裏汶沉船出水的白瓷包括安徽繁昌窯、河南中西部窯場以及定窯的產品。人們將其時代定為10世紀後半期。

中國五代的沉船瓷器

2010年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調查隊在福州平潭海域
調查，發掘了一艘沉船遺址，遺址表面未發現船體遺存，但集中采集了一批越窯瓷器，包括花口碗、碟、盞托、執壺等，經過與出土紀年遺物的比對研究，其年代被定為五代時期。這也是中國近海海域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沉船遺址。

沉船瓷器反映瓷器變遷和貿易變遷

在這幾艘沉船資料所反映的信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越窯青瓷產品所占比重大增
。從這幾條9～10世紀的沉船瓷器資料的比較得出：10世紀中葉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以廣東所產青瓷、青白瓷和越窯青瓷產品為主的組合取代了之前以長沙窯器為主加北方白釉瓷器等品種和廣東青瓷的組合，長沙窯產品退出了外銷瓷的舞台，越窯青瓷器則成為陶瓷外銷最主要的品種。

唐代越窯瓷器

這種觀點並非沒有道理。在寧波開展城市考古所獲得的資料，五代至北宋早期的遺跡單位內集中出土了以越窯青瓷為主兼有少量唇口大圈足青白瓷碗的遺物。
與此同時，印坦沉船和井裏汶沉船的船體結構及船內裝貨的方式顯示它們所承擔的是東南亞島際貿易，屬於東南亞商船，表明東南亞商人可能參與了這一時期的貿易活動。

越窯產品的大量出現還與越窯在吳越國統治下的迅猛發展密切相關
。吳越錢氏王朝為鞏固其統治，保持與中原的五個王朝及後來的北宋王朝的良好關系，常常進貢數量巨大的越窯瓷器。同時還大力發展海上貿易，積極開拓與南海地區的貿易往來。越窯青瓷的產量在10世紀後半葉達到高峰並持續向外輸出，在環印度洋的許多古代遺址中都有發現。

從這幾艘沉船資料中，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出唐、五代時期中國東南港口變遷的曆程
。早期海上貿易活動以揚州最為繁盛，廣州也大量參與。唐末，揚州由於五代戰亂造成“江淮不通”而衰落，海上貿易的重心開始發生轉移。五代時，最活躍的港口變為被吳越和南漢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寧波）和廣州港。

長沙銅官窯彩繪紋缽上的鳥形圖案

受海外貿易影響下陶瓷的特點

伊斯蘭因素

我國9～10世紀的陶瓷器中，長沙窯產品是最大宗的，而長沙窯瓷器無論紋飾還是器型，均具有濃鬱的伊斯蘭因素
。長沙窯產品彩繪圖案的大量流行在當時很有特色，應與其外銷性質有關。

學者認為可能是受到伊朗等地陶器彩繪工藝的影響，特別是彩繪圖案上的點線花紋，似乎與伊朗常用的連點圖案、連星圖案密切相關。伊朗所出的長沙銅官窯彩繪紋缽上的鳥形圖案與9～10世紀波斯陶器上的鳥形圖案之間有著密切關系。

瓷化了的金銀器

晚唐、五代陶瓷器的另一個普遍特征就是大量出現模仿金銀器造型的器物
，無論是北方名窯定窯、邢窯產品，還是南方的越窯青瓷、長沙窯瓷器，都具有這種共同的時代特征。多曲長杯、帶把杯、鳳首壺等特殊造型以及器型上的瓜棱腹、花口、高圈足外撇、器口卷邊等特征非常明顯，有些器物上甚至還出現了和唐代金銀器上一樣的蝴蝶、鹿、魚等簡單的模印圖案。

五代越州窯青釉褐彩鳥式杯

眾所周知，唐代金銀器是在波斯-薩珊等外來文化因素及工藝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不論晚唐、五代陶瓷器上的這種特征是模仿唐代金銀器的結果，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直接受到西亞、中東等地金屬工藝以及制陶工藝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其出現的一個大背景必然是唐代和西亞、中東等地廣泛進行的密切互動。有學者把這種現象稱為“瓷化了的金銀器”
，並認為這類器物在某種意義上，是在阿拉伯世界熱愛金銀器的傳統與阿拔斯統治者和伊斯蘭教教義限制對金銀器使用的強烈反差中，作為金銀器以及昂貴的玻璃器的替代品熱銷西亞。

漢字書法、佛教題材

除了明顯的伊斯蘭裝飾風格外，長沙窯陶瓷器上的裝飾手法還有漢字書法、佛教題材等，
這與古代中國漢字使用範圍內周邊國家長沙窯器物的發現，以及東南亞地區佛教、印度教遺址中長沙窯瓷器的大量出土相對應。

海洋貿易是通過國外船只進行

無論是我國的港口揚州、寧波、廣州，還是東南亞、南亞各地，以及西亞的希拉夫、薩馬拉等地，所出土陶瓷的風貌都非常相似，其品種組合同樣出現在“黑石號”沉船中。“黑石號”沉船中最重要的發現便是數量最多的長沙窯瓷器，明確了長沙窯產品是專門用以外銷的，從造型到裝飾，都具有濃鬱的西亞和阿拉伯風格。這一時期的越窯青瓷及北方窯口的白瓷產品是隨著長沙窯瓷器一起外銷的。

在成書於貞元年間的《皇華四達記》中，賈耽記載了自廣州南下經印度洋直達波斯灣的航線。賈耽所記載的從廣州出發經南海到波斯灣的航線和蘇萊曼等所記載的自希拉夫往中國的航線，正處於長沙窯瓷器外銷線路的航程之中。

晚唐、五代港口

長沙窯瓷器多依靠長江水道到達揚州，然後再發往南北各地，還有一部分通過湘桂水路到達廣西再轉運至廣州。長沙窯產品向南經南海、西沙群島、越南東海、印度尼西亞、馬六甲海峽到印度西南的故臨，再往西運到波斯灣沿岸港口，轉輸各地。

公元9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東遊記》中說：“唐時中國海船特別大，波斯灣風浪險惡，只有中國船航行無阻，阿拉伯東來的貨物都要裝在中國船上”，“……大部分中國船都是在希拉夫裝貨啟程的，阿曼和巴士拉口岸的貨物都先運到希拉夫，然後裝到中國船上”。
文中的“中國船”，實際所指應該是航向東南亞、中國的伊斯蘭船只，賈耽所記載的航線反映的並不是中國船而是阿拉伯船的航海水平。

結語：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項偉大發明，中國古代陶瓷從產生的那天起，就就伴隨著我國人民同外界的接觸開始了向海外的傳播，成為我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考古發現證明，我國陶瓷的外輸，最主要的途徑是通過海洋。這一過程最遲在漢代已經開始，隨著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的興盛，中國陶瓷在唐、五代時期被大量輸出。而因其特有的物理性能，至今依舊廣泛分布在海上航路的各個遺址點，成為揭示我國古代海洋文明曆程的最明確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