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伊恩·麥克尤恩：當機器人比人類更完美甚至更道德，人類該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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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王磬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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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頭銀發的伊恩·麥克尤恩出現在視頻另一端的時候，正是倫敦的周末傍晚。這位風靡英文世界的文學巨人，因其文字冷峻幽暗，常被稱為“恐怖伊恩”“怪獸作家”——但此刻，屏幕前的他眉眼慈祥，頷首微笑。書房裏燈光昏黃，他語調溫和：“嗨，好久不見。”

兩年多以前，我曾在倫敦的一間書店裏跟麥克尤恩有過一場談話，聊他的小說和當時的全球格局——他關心時事，是作家，也是英國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那時還沒有全球大流行，世界還是另一番模樣。

如今初秋剛至，新冠疫情第二波已經又開始席卷英倫大地。72歲的麥克尤恩顯然是高危人群。過去半年的大多數時光，他都與家人共同住在一幢位於倫敦遠郊的別墅裏。他告訴我，由於有個做病毒學家的兒子，他們比普通英國人更早地進入了防疫狀態。與人群的距離保證了安全，但也讓他偶爾感到孤單，“辛苦但幸福”——他這樣形容與家人的封城生活。

萬裏之外的中國，被疫情打亂的生活秩序已經逐漸恢複正常。八月，在人頭攢動的上海書展上，麥克尤恩的新作《我這樣的機器》（Machines Like Me）發布了中文版。

《我這樣的機器》

<英>伊恩·麥克尤恩 著 周小進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7

這是一部關於人工智能的小說，講述一個發生在“平行世界”的故事：作家想象裏的1982年，計算機科學之父艾倫·圖靈沒有自殺，人工智能高度發達，人們可以購買跟真人極度相似的機器人，並給他們輸入價值觀。故事的主線是男女鄰居和機器人亞當之間的三角戀。男主角查理購買了亞當，亞當卻與女主角米蘭達發生了親密關系。然而，在發現了女主角為複仇誣告強奸之後，亞當沒有聽從人類的指令，而是做出了自己的道德選擇。麥克尤恩延續了他一貫擅長的對親密性的描寫，亞當不僅有與人類似的外表、甚至也有極其細膩的心理活動。作家借人工智能的倫理困境探討了人的困境：人類是否會被自己創造出來的機器人打敗？當一個機器人比人類更完美、甚至也更道德的時候，人類該如何自處？

小說的另一重背景設置是，在八十年代初的英國，撒切爾夫人沒有當上首相，社會也沒有因此走向差距劇增的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對現實有強烈關照的作家，麥克尤恩也在此表達了他對政治和歷史的通盤思考：歷史進程具有高度的偶然性與意外性，一個微弱的岔路或許就能造成顛覆性的不同結局。

小說英文版在2019年發布時就引起了英文世界的廣泛關注。“機器人什麼時候最像真人？當它跟你的女朋友上床的時候。”英國文化雜志《新政治家》這樣感歎道。《紐約時報》評價道，“制造合成的人，是否能夠激發啟蒙或是減輕痛苦？……麥克尤恩幾乎是重寫了技術和不計其數的其他事物的歷史，以使亞當這樣的人工智能傑作能夠出現在撒切爾的時代，並顯得真實可信。”《衛報》則認為，“在平行世界裏的1982年的不列顛，通過反烏托邦式的人形機器人，麥克尤恩回到了他顛覆性的早期寫作風格。”

早年的麥克尤恩有著“恐怖伊恩”的昵稱——二十幾歲的他筆下百無禁忌，從虐戀到死亡，從亂倫到易裝，他熱愛書寫殘缺的人和病態的愛，荒誕是始終的底色。但在後來的幾十年中，走向大眾的麥克尤恩逐漸擯棄了早期那種暗黑的、內卷式的寫作風格，而是將視野投射到更廣闊的社會議題之中。從戰爭題材到法律題材再到英國脫歐，他在不斷嘗試跨越邊界。

麥克尤恩（來源：http://www.ianmcewan.com/）

如今，他被認為是英文世界裏“最會寫作的人之一”。他曾五次入圍英國最高文學獎項布克獎名單，並最終憑借長篇小說《阿姆斯特丹》（1998）奪魁。他還是好萊塢的座上賓，創作的小說有近一半被搬上了大熒幕。最為人們熟知的是長篇小說《贖罪》（2001），由它改編的同名電影2007年獲得了奧斯卡七項提名。

這一次，他希望跨越的邊界似乎比以往都更有野心：不再只是關於人的行為和內心，而是通過“他者”——機器人——來反觀和審視人的存在。他嘗試帶入這樣的討論：文學可以如何去想象人工智能，人類又可以如何想象自身與他者的關系？

以下是界面文化對麥克尤恩的專訪全文，刊發時有編輯。

01 我感興趣政治決策對私人生活的深遠影響

界面文化：很高興再次見到你。在談論你的新小說之前，我想先問下疫情對你的影響。這幾天歐洲疫情的第二波又起來了。你的身體還好嗎？ 你的家人和朋友是否受到了影響？

麥克尤恩：
我們都還好，在鄉間隔離，有一間老屋，風景不錯。孫輩、兒子和兒媳都在這裏，但每次來都要先隔離一陣，因為小孩們都已經回到學校裏了。我兒子和兒媳在這裏呆的頭三個月裏懷上了孩子。她不久後就要臨盆了，這是個重要的時刻。

封城期間我們一家人度過了辛苦但幸福的時光，每個人都在忙前忙後。我們的空間相對充足，還能享受湖景和大片的空地。我還是很想念朋友們，與家人團聚也並非易事，需要良好的耐心，但比起很多人我們已經算幸運了，比如那些不得不和還在上學的小孩一起擠公寓而沒法維持安全距離的人，還有疫情期間不得不仍然為生活奔忙的人。

英國現在的情況正在逐漸變糟，增長曲線很陡峭，可能會再來一波封城，盼望經濟複蘇的人們將面臨不小的壓力，這個問題近乎無解。如果你封了城，把人們都關起來，問題之一就是許多患有其它疾病的人因此去不了醫院，導致病情加重。

相比之下，中國似乎已經回到了常態，武漢人甚至可以外出聚會和上班，能夠正常生活了，但我們不知道情況是否還會惡化。疫情爆發以來我一直保持關注，許多歐洲國家沒有在第一時間做好應對，導致事態惡化，這令人遺憾。

我的長子是位病毒學家，他很早就讓我們意識到了新冠疫情的嚴峻性，甚至比英國政府還要早。我們當時就取消了去意大利度假的行程，那是在意大利北部封鎖之前。如果我們照常去度假的話，就會因為封城而被困在倫巴底。那樣生活又會是另一番光景了。

界面文化：很高興得知你全家安康。想必你已經聽說，你的新小說《我這樣的機器》的中文版就是這個月在上海書展上發布的，希望書展上或書店裏的熱鬧情景也能很快在全球各國重現。說到這部小說，我在翻看中文讀者評論時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討論。比如大家會好奇，這部小說的背景為什麼設在了1982年？八十年代對你有什麼特殊意義嗎？

麥克尤恩：
完全是因為阿蘭·圖靈（Alan Turing）這位偉大的計算機科學家。他在1954年自殺了，而我想讓他活下去。我把他寫得老了一點，和我的年齡相近，大概是1982年時70歲的樣子。

阿蘭·圖靈（來源：Wikipedia）

這一年對我們而言十分有趣。福克蘭群島危機（編者注：即英國與阿根廷的“馬島戰爭”，阿根廷一方稱“馬爾維納斯群島”）讓有關二戰和大英帝國的深刻記憶又強勢地回到了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撒切爾夫人的成功也源自於此，她的聲望原本就高，再加上在福克蘭群島之戰中力排眾議、堅持派遣艦隊遠征八千多英裏並取勝，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徹底改變了她的執政風格。

大大小小的政治決策對私人生活的深遠影響是我很感興趣的話題。例如，圖靈的自殺是否左右了人工智能的發展前途，或者撒切爾夫人派遣了艦隊這件事對於英國政治乃至於阿根廷政治有怎樣的影響力。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窺見：人類預見未來的能力談不上有多強，然而未來又出自我們之手。

譬如，福克蘭之戰英國落敗的幾率也是不小的，派遣艦隊的行動風險極高，假如阿根廷在法國幫助下成功地修正了導彈的路線，那英國艦隊就很可能全軍覆沒。諸如此類看似微不足道的技術性細節足以改寫歷史。它導致了阿根廷專制政府的倒台，在英國國內則幫助保守党取得大勝。

我認為如今的科技也與此類似，具有高度的偶然性與意外性。英國17世紀就有了顯微鏡，已經能觀察到細胞層面的變化，但這一進步在當時對醫學的影響並不大。科學發現和醫學分道揚鑣，乃是機緣巧合的結果，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二者方才重逢。另一個經常被提起的重大問題是，工業革命何以發生在英格蘭北部的一個小地方？乍看之下某個地方只要有煤礦就能發生這樣的革命。這是人類歷史上的非凡一刻，機器取代了人與動物的肌肉力量。但其發生的時間則可以更早或更遲。

1982年也是這樣的關鍵時刻，不少重大轉折就發生於這一年。於是我就想，假如完全沒有亞當，也沒有能夠與之比肩者，那技術的發展將會怎樣？但我仍然保留了亞當，以凸顯歷史中的偶然一面。

界面文化：我的閱讀體會之一是，《我這樣的機器》雖然屬於科幻小說類別，但其實植根於現實。在閱讀時能感到它在各個層面上都與我自身息息相關，比如很多生活上的細節。你並沒有像許多科幻小說作者那樣完全創造出一個架空的世界，而是從現實出發，但修改了一些假設，加入了一些充滿偶然性的實驗，才成就了這樣的故事。這是否是有意為之？在創作一部科幻小說時，何以有這樣的抉擇？

麥克尤恩：
謝謝你的反饋。我的意圖是展示一種與我們的記憶略有出入的生活。比如，約翰·列儂（John Lennon）沒有被槍擊，披頭士樂隊完好如初，但他們出了一張很爛的專輯。好些政治事件都有向另一面發展的可能。

《我這樣的機器》英文版書封

我跟朋友出來吃飯時都會聊很多政治話題。我們會討論明年的生活將會怎樣，既有樂觀的說法也有悲觀的預期，擺在我們面前的岔路有若幹條。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會是特朗普還是拜登？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其結果對世界的影響不可估量。我也回想起了當年布什與克裏的選戰對決，最終一錘定音的是最高法院。如果克裏獲勝，也許就不會有伊拉克戰爭，2000萬因此失去生命的人就能活到現在，許多事情會是另一番面貌。

這部小說根植於具體可感的現實、但某些事件的細節又有所不同，是因為我的目標始終在於探索個人與人工智能建立緊密聯系的可能性。在未來十五年乃至於三十年、一百年的時間裏我們會如何設想自身？目前不得而知。

我們已經開始和機器對話，對電腦智能也有了依賴性。我們也已經開始規劃內置精巧程序的基礎設施，我們會和Siri以及Alexa這些機器人聊天。它們顯然還不那麼像人類，功能也還比較基礎，但過去十年來它們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深入了我們的生活。借助於這一開端，我們對結局已經能窺見一斑。有人認為與機器的對話預示著文明層級的巨變——我完全同意這種說法，這已箭在弦上。新冠封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這一進程，人們面對面打交道的機會不多，只得花更多時間在屏幕上，對其產生了更強的依賴性。新書雖不乏科幻元素，但我其實想寫的是一部與現實只是稍有出入的現實主義小說。

02 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深化我們對“身為人類究竟意味著什麼”的認識

界面文化：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而言，你確實現了這個目的。想象力是小說家的必修課，你過往的作品中也呈現了大量關於人的非凡的想象，但要去想象機器人仍然不易。你如何展開關於人工智能的想象？你的靈感與知識從何而來？人們喜歡津津樂道你與頂尖人工智能專家——比如被喻為“AlphaGo之父”的戴密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之間的長談，這是你獲得啟發的方式之一嗎？

麥克尤恩：
我對於想象力的理解是，你要從已經發生的事情出發，勾勒出一條通往未來的路線，哪怕你明白自己幾乎肯定會犯錯誤。有鑒於此，我的小說嚴格來講不打算預測未來。我把背景設定在過去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不想和預測扯上什麼關系。科幻小說一般會展望未來，會告訴我們事態將會如何發展。但專注於過去使我更加自由，它彷佛暫停在了時間裏，這段過往並沒有發生，但它是有可能發生的，它清晰可辨但也經曆了根本性的變化。

必須承認，我在寫這本小說時基本沒有專門去做研究，因為我一直就對人工智能很感興趣。1970年代晚期，我曾寫過一部戲劇，其中涉及到電腦在二戰時期的初步應用，當時它主要用於破譯密碼。人們對人工智能的失望也是從那時開始的。當時的人預測十年內電腦將與人腦、人類心智無異，圖靈在1948年也有類似的預測，但預言落空了。曆經六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人工智能依舊是少人問津的小眾課題，只擁有一小群狂熱愛好者。

人們始終未能充分理解人類心智的複雜性，不明白諸如“端起杯子喝水”或者“找個地方坐下”這樣的行為當中有多少運算量。這種層次的生物處理（biological processing）如同奇跡一般，要在這條路上邁出哪怕一小步都得經曆千難萬險，現況也是如此。

你可能讀到過計算機“深藍”首次戰勝國際象棋大師的故事，但那還只是海量數字運算的問題。後來，軟件更趨精巧，可以在機器上下圍棋了，它可能是地球上最複雜的遊戲之一。但我們只教給機器一系列規則，由它自行運作，然後它在五次對決中四次擊敗了人類圍棋高手。這是史無前例的，計算機智能通過深度學習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鑒於此，我認為眼下不妨運用想象力設想一下：假如你交談的對象並非屏幕，而是某種長得像亞當一樣的、外貌與應答方式都與人類高度相似的東西，那麼哪怕你一遍又一遍地告誡自己“這不過是一台機器”，哪怕你具備與他人相處的豐富經驗，你可能依舊會忍不住和它發展出情感關系。這種親密關系可能會幫助人們重新發現自己。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僅就三十年前的簡陋程序而言，都有許多案例可循，譬如你對某個扮成醫生的軟件程序說：“我今天的感覺真差勁。”

程序回複，“是嗎？”

“是啊，我一想起自己的童年就有一股很差勁的感覺。”

程序回複，“展開講講？”

“我回想起了小時候每天被媽媽打屁股的經曆，”

程序接著說，“你對此感覺如何？”

……

電腦程序當然是對人的感受一無所知的，但人類的設計令該程序能收集許多來自真人的回應。不少人甚至還表示，自己與這個電腦程序的對話達到了終生難忘的水准，可那只不過源於簡單的算法。假如你能設想一個像亞當這樣可以表達及回應各種情感的存在者，那小孩對玩具熊產生深厚感情也就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了。我認為自己的小說對這種高度的親密性處理得還不錯，這也是我的一大興趣點。想一想，假如某個東西長得和你幾乎一樣，同時你也知道它不過是集成電路或來自矽谷，那你們將會有怎樣的互動？你們之間大概很難不發展出情感紐帶，這種沖動根植於我們的內心深處。

界面文化：的確，這部小說裏許多精彩的橋段都與機器人亞當的情感回應有關。我印象很深的一個情節是，亞當在男主角查理打算拔掉它的電源時捏碎了男主角的手腕；另一個情節是，女主角米蘭達的父親誤以為亞當是她的男朋友、查理才是機器人。

這涉及到人工智能領域的一個關鍵問題：機器人是否將最終擁有自我意識？一些人持否定態度，認為即使算法再精巧、機器人也不過是對既有程序的重複；另一些人持肯定態度，認為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機器人就將衍生出自我意識。就這部小說而言，一方面，我感覺你似乎更傾向於第二種態度：你賦予了亞當完全的能動性及主體性。但另一方面我又感覺到，你仍然是在寫“人”的故事：即使有自我意識的機器人，其作用也是為了幫助人類更好地探索自身，仍是一種工具化的存在。

麥克尤恩：
我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必將深化我們對“身為人類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一問題的認識。我們會造出各種機器，但永遠也不知道它們是否有自我意識，至少從哲學上講，雙方甚至無法就這個問題展開溝通。但我們完全有理由設想每個小孩都經曆過類似的思想契機，即他人之於其自身是否是真實的，正如我之於我自己。我們永遠無法證明有自我意識這回事，但有一條思考它的捷徑。如果你無法說出電腦與真人的區別，或機器人與真人的區別，那你或許就能假定機器人和人類似，也應當得到尊重。

如此一來，我們便碰上一系列有趣的問題：它們是否也有權利，我們是否會像人與人相處一樣保障它們的權利？正是基於這個理由，我在小說裏讓偉大的阿蘭·圖靈狠狠地斥責了一番主角，對此人說你毀掉的不僅是電腦，一並被毀的還有智能與意識。

我們會造出某種新的意識，雖然我不認為它是人類意識，但我們總歸會與之打交道。目前人工智能領域已經浮現出不少問題，國家、民眾和大企業都在爭奪其控制權，以實現入侵、監控或傳播等目的。單是面部識別這項功能就已經有足夠的壓迫性，各國政府都能輕松取得公民的信息。我們的個體性已然終結。在多大程度上我們願意讓企業、政府和商業利益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目前最頂尖的人工智能研究多與軍方有關，或許不久後就會讓機器來決定生死攸關之事。世界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七八個，暫時還沒出大的麻煩。如果我們因為擔心對方已經把核武器控制權交給電腦而如法炮制，那事態就可能失控。

回到當下和個人層面，這可能會是一座道德倫理問題的寶藏。我認為我們正邁向人們所謂的“奇點”（singularity），與我們高度相似但又有深刻差異的實體即將誕生。我之所以通過小說、而非時評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倫理問題，恰在於小說乃是探索我們與他人關系的最佳途徑。它將有助於我們探索與人工智能的相處之道、人工智能的道德倫理可能性，以及我們所擔憂的某些局限性。

我自己就有一些個人體會。多年前就已經有海量的研究指出我們將在不久後享受到自動駕駛汽車，但我現在還是不敢讓特斯拉代替我自己來做決定。理論上，它會在考察周遭環境後，決定要不要以每小時70英裏的速度超過一輛大卡車，但我對此還放不下戒心。目前的自動駕駛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象征意義。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類汽車的制造商必然會遭逢一些倫理問題。緊急情況下是優先保護司機還是保護行人？車輛能否以司機的生命為代價改變方向救下小孩？有一項頗為重磅的研究比較了美國人、英國人和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令我大開眼界：絕大多數歐美人都認為孩子的生命最有價值，而中國人則認為老人的生命最有價值。我現在72歲了，可能對中國人的觀點更有親近感。（笑）

我們也許會讓機器來掌握緊急情況下的生殺大權。它會為了避讓行人而撞上大卡車讓我死掉嗎？抑或司機才是優先保護對象？如何設計電腦以及決策時的優先順位，取決於汽車制造商。有趣的是，汽車廠商和哲學家已經坐到了一起。原本在大學裏教書的哲學家們與汽車廠商討論起了生死決定權，我們似乎正在准備把這一責任交給機器，這非同尋常。

界面文化：這個例子可以衍生出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比如，機器人會有國籍嗎？程序的設計是否會體現文化差異？我們會希望自動駕駛系統多一些中國特色還是英國味道？

麥克尤恩：
就是這個意思。或許還會有性別偏好。總之是寫代碼的人所抱有的一切偏見。身為人類，我們知道怎麼做一個好人，我們有哲學和宗教，也許還有一種內在的感受力，畢竟我們是社會動物。但隨時隨地都做一個好人又是很難的，我們經常會為自己找一些特殊的借口，或者對親友團網開一面。我們對親友團的評判與對陌生人的評判略有不同。哲學家與關注此類道德問題的熱心人士不妨一同坐下來，探討一下如何才能生產出只做好事的機器人。我們可能會賦予它們強烈的道德感，使它們比我們自己更純潔。換言之，就是要讓人造出來的人比我們自己更好。

為此，我在小說裏讓米蘭達講述了一個複仇的故事，大部分讀者會感到這場複仇是恰當的。一個男人做了很可怕的事，而米蘭達運用法律武器，羅織罪名把他送進了監獄。機器人亞當對此有不同意見，他表示，“法治對我們來說很重要，但你在法庭上撒了謊，如果你為了複仇打破了法治，那就走了彎路。”可見亞當的道德責任感比另外兩個“真正的人”——米蘭達和查理——要純正得多，這正是小說的主題，即亞當在道德上始終如一。亞當還說，“你們雙方彼此愛慕，因而也相互袒護，但事實是米蘭達必須坐牢，我會告訴警察，我會舉報這件事，因為她把一個無辜的男人送進了監獄，她假稱自己被那個男人強奸。”

我們可能會造出一個比我們更好的、有意識的存在者，但這樣一來就可能發生沖突，畢竟我們在面對現實時更傾向於靈活變通。如果你賦予機器人某些道德規範，那它們執行起來是不會打任何折扣的。

界面文化：可以看出你希望在這部小說裏探討人工智能道德困境的苦心，但道德可能是最難探討的問題之一。比如，盡管人們在道德上認為不該撒謊，但我們經常也會為了善意而撒謊。機器是否會具備這樣的彈性？如果不能，那這還是我們想要的那種機器人嗎？如果可以，它們又是否會由於過分聰明而在某個時候取代人類？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回答。小說裏的亞當也能進行文學創作——說起來，我認為你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去進行這樣的假設本身就很有意思——假如機器已經可以完成這種高智能工作，那還有什麼是它們不能做的嗎？道德界線和人機之間的界線究竟應當劃在何處？

麥克尤恩：
你提到的這些點都很重要。我們經常有很好的理由撒謊。你最好的朋友剛理了一個難看至極的新發型，你會說“還好還好，看著還不錯”，去看望一個重病垂危的朋友時不會說“你看起來狀態真差，肯定活不長了”。

一個人如果隨時隨地都在說真話，可能是我們不堪忍受的，這樣的人無法在一個人們必須相互保護的社會裏生活。善意的謊言在所難免，我們經常會對小孩說謊，以免世上各種可怕的事物傷害到他們。如果我們有了可以說出善意謊言的機器人，那我想我們就成功地造出了人工智能的社會意識。機器人如果能完全理解人類互動中的這些幽微玄妙之處，那將是一大“成功”。

同樣的，機器人如果能寫出一部優秀的小說，那我們也可以說它完全具有意識。但也有人反對說，機器人也許能寫出優秀的小說，但只有別的機器人能理解它好在哪裏，人類則會認為它不可理解或者在某些方面引人反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多年來我一直在著作裏主張，最近一萬年的歷史就是人類逐漸淡出世界中央的歷史。我們曾認為自己是各種造物的中心，但後來則得知自己不過是許多動物中的一種。我們當然要聰明許多，但在DNA層面仍有較大共性。我們曾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但後來卻發現太陽才是中心，再後來又認識到太陽之於龐大的銀河系也不過是滄海一粟，銀河系之外還有千千萬萬的星系，我們的方位是經常變動的。即便如此，我們仍以地球上最聰明的生物自居，但這一點也正在受到挑戰：我們造出的機器人記憶力更好，認知和運算能力更強，論親和力它也不輸於我們，甚至道德水平也更高——那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很遺憾，我是個老人，沒有辦法再活個幾十年來觀察這些變化了。

過去這十年間人工智能進步飛速。我聽說，有些父母會討論要不要讓自己的小孩在跟Siri對話時也用上“勞駕”“謝謝”之類的表述，理由是它可以訓練小孩學會待人接物。盡管現在當我告訴Siri“把鬧鐘設在十點”的時候是不會用請托語氣的，但我認為人們在第一次對智能手機下命令時很難不說出“請”字。我們有對它好一點的沖動，哪怕它只是個算法。新小說提出的真正問題由此可以表達為：我們要如何與各方面都比我們自己更好的實體共處？我們又將如何看待自己？

我們將不再是森林之王了。但這是我們一手造成的結果。我們為自己造就了這樣的未來。這極具悖論色彩。

03 曾是一個“悲觀主義專業戶”，如今已然不同

界面文化：最後我想回到當下，問一個關於時局的問題。我在訪談開始就問了1982年對於你的意義，現在我想問下2020年的意義。對於國際格局來說，美國大選、英國脫歐都將在今年發生；對於許多普通人來說，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對日常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2020年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今天的我們還有理由樂觀嗎？

麥克尤恩：
2020年是萬分艱難的一年。惡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席卷了歐洲和美國，開放社會的理想在西方正遭逢挑戰。新冠疫情令個人與社會都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在某些領域還縱容了政府擴權。氣候變遷的威脅也迫在眉睫，比如最近美國西海岸的山火沒有多少人在意。核軍備競賽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中美、中印之間呈現出對抗態勢，中東持續混亂，俄羅斯只剩下輸出負面性了。要保持樂觀殊為不易。

但令我稍感寬慰的是，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缺過世界末日想象。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你隨處都能聽到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告訴你情況已經糟糕透頂了。如今我們在飯桌閑聊時，也會大談各種事態惡化的可能途徑。

但有沒有一種世界會變好的可能呢？假設疫苗在今年內問世、供給充足且能在全球範圍內有效緩和疫情。假設拜登勝選，民粹主義開始退卻，反疫苗運動遭逢當頭一棒——因為現實就是你不打疫苗就會死去。假設大打軍備競賽的各國政府也坐下來重新開始談判，放棄軍備競賽，美俄各自削減數千枚導彈。假設美國的山火提高了人們的警惕性，各國采取行動，將全球的溫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5度之內……這些是全球性的問題，也就要求我們發展出一種全球意識，聽上去很難，但並非不可能。

我們必須保有希望，因為放棄和滑向悲觀主義只會讓一切擔憂變成現實。我們知道應對這一切問題的辦法。我們的技術水平是足夠的——我們也許還能創造更多技術奇跡，比如在疫情爆發後的十五個月之內就開發出疫苗。

當我20來歲的時候，我算是個“悲觀主義專業戶”。這種取向對人很有吸引力，當時我相信世界會因為一點小小的挫折而墮入深淵。但我現在已經72歲了，也有了孫輩。如今我希望人類的計劃能取得成功：我們足夠聰明，我們有能力創造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