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專欄｜陳忠海：從金融視角看北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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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雖然是一個富裕王朝，但也一直深受財政方面的困擾，至宋徽宗在位時發展到極為嚴重的程度。宋徽宗任用蔡京為宰相，試圖破解這道難題，而“能臣”蔡京卻提出了一個根本不靠譜的理論，給出的是一個不實際的方案。

財政困境

如果僅從統計數字來看，北宋是一個財政富裕的王朝。曾鞏在《議經費紮子》中記載：“天下歲入，皇佑、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折合成銀兩，一般認為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財政收入超過1億兩的王朝，不僅遠超之前的唐朝，也較之後的明朝高出不少。但到了北宋末期，尤其宋徽宗執政時期，卻出現了“府庫空虛”的財政危機。

在遼、金威脅下，北宋長期處於戰時狀態，在廣大北方地區，各行業生產都受到嚴重影響，隨著戰場上的一次次失利，生產也受到嚴重破壞，處在日漸萎縮的狀態。宋徽宗在位時，偏偏人禍之外又頻受天災，在其25年統治期間共發生14次大水災、6次大旱災、5次大火災和4次大地震，嚴重影響到物資生產，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北宋財政收入峰值出現在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宋徽宗時呈下降趨勢。

財政收入在減少，但支出卻沒有減少。北宋一朝，一直受冗兵、冗官、冗費等“三冗”的困擾，官吏隊伍過於龐大，官員待遇又非常高，造成相關支出加大。《宋史·食貨志》記載，宋徽宗時“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禦史中丞張克公說：“今官較之元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僅十幾年光景，官員人數就增加十多倍？這裏可能有誇張的成分，但至少說明這一時期官員隊伍膨脹速度相當驚人，由此產生的額外財政支出也是一筆天文數字。

北宋還有一項巨大的支出，那就是軍事及相關費用。宋朝初年，朝廷共有常備軍22萬，到宋仁宗時猛增到125萬。時人富弼說：“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這一說法被宋仁宗時任三司使的蔡襄在《論兵十事》中印證：“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宋徽宗即位後，軍費繼續增加，以京師地區為例，前任宋哲宗時每月吏祿兵廩支出40多萬貫，到宋徽宗初期很快增加到60萬貫，中期增加到68萬貫，晚期增加到120萬貫。除常規軍費支出外還有一些額外支出，如崇寧二年（1103年）曾向吐蕃、西夏境內拓邊，“費錢億萬”；宣和四年（1122年）出兵攻打燕京，“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頻繁對外用兵，造成了“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的局面。

“豐亨豫大”

收入在減少，支出在增加，財政必然難以為繼，朝廷內外一空，形成了“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的局面。為應對財政困難，尤其是應對大額臨時性支出，北宋朝廷采取了額外加稅的辦法，如為向遼國興兵，曾向百姓加征“免夫錢”，具體標准是：正常稅錢每1貫額外收“免夫錢”10貫，或按照戶等計口出錢，每夫20至30貫。

但是，這些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宋徽宗也曾想向“三冗”開刀，通過深化改革破解難題，但之前經曆過多次變法的失敗，讓宋徽宗缺乏信心，嘗試一下，遇到困難就縮手了。

怎麼辦？這時“能臣”登場了。蔡京，曾是王安石變法的堅定支持者，他的弟弟蔡卞還是王安石的女婿。變法失敗後，司馬光要求各地在5天之內廢除王安石推行的所有新法，眾人認為根本無法做到，結果只有“知開封府”蔡京做到了。司馬光表揚蔡京：“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蔡京由變法派搖身一變成為保守派，時人雖譏其見風使舵，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行政執行力。

宋徽宗即位後，蔡京幾經輾轉，最後被重用，於崇寧二年（1103年）二月升任左仆射參知政事，左仆射相當於宰相。蔡京之所以能引起宋徽宗的注意並予以重用，絕不是因為他與宋徽宗是書畫界的“同道”，而主要得益於他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蔡京並不認為此時財政難以為繼，更不主張節省支出，他認為“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這迎合了宋徽宗的心理。

為此，蔡京還發明了一個“豐亨豫大”的理論。“豐亨豫大”之說緣於《易經》，其中“豐”“豫”都是易卦：“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按蔡京的解釋，王朝在最興盛時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憂此慮彼，而應當日行中天，依天理而動，那樣才能安逸和快樂。

為此，蔡京鼓勵宋徽宗多花錢，設法把朝廷、宮室都搞得雄偉高大、富麗堂皇，認為這才是明主之德，才能體現大宋王朝的昌盛。《宋史》記載，宋徽宗在一次宴會上拿出玉琖、玉卮給輔臣們看，對大家說：“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蔡京立即回答：“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誇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還有一次，宋徽宗說：“先帝作一小台財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蔡京說：“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

《水滸傳》描寫的“生辰綱”，原型就是蔡京大興的“花石綱”。“綱”指運輸貨物的船隊，為了給宋徽宗修造豪華園林，蔡京從江浙等地調集花石運往開封，其規模越來越大，為此專門設置了蘇杭應奉局，索求奇花異石。運送花石的船只每10只編為一綱，駛離長江後沿淮水﹑汴水而上，舳艫相接，絡繹不絕，前後持續了20多年。

幣制改革

那麼，蔡京的錢是從哪裏來的呢？持續增加稅賦肯定行不通，因稅賦征收標准有極限。蔡京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方面，改革鹽法、茶法，通過加強專賣加大征斂，增加一部分收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通過改革幣制、鑄行“大錢”來增加朝廷收入。

北宋流通最廣的貨幣俗稱“小平錢”，類似於五銖銅錢，重約3克左右，因為鑄造精良、分量足而廣受歡迎。蔡京擔任宰相後，以銅材匱乏為借口，鑄行所謂“大錢”，最早在陝西路試行，鑄造的是“當五大錢”，也就是1枚這樣的銅錢可以當5枚“小平錢”使用。大約因為最初的發行量較小、發行地區也有限，所以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不大，推出後沒有引起通貨膨脹。蔡京的膽子於是大起來，隨後推出了“當十大錢”，標准的“小平錢”每枚重1錢多，崇寧年間的“當十大錢”每枚僅重3錢甚至更輕，不僅虛出的面值更大，而且向全國範圍內強行推廣。

除增加銅錢的面值，蔡京還鑄造了“夾錫錢”，主要原料是鐵和錫。“夾錫錢”最早在缺銅的地區鑄行，後來逐漸擴大範圍，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頒布錢式，“命諸路以銅錢監複改鑄夾錫”。為使百姓接受“夾錫錢”，朝廷頒布了嚴格法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

惡性通脹

“當十大錢”推出後，首先遭遇到技術難題：用這種錢買東西經常需要找錢，而“找零”往往成為問題。宋人曾敏行在《獨醒雜志》中記述：“優人因內宴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

當然，這只是技術性的小問題，還有辦法解決，更大的問題是私鑄泛濫。用不到3枚“小平錢”就能改鑄1枚“當十大錢”，中間利潤可觀，自然有不少人鋌而走險，私下鑄造，官府難以禁絕。宋人方勺在《泊宅編》中記述：“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時任監察禦史的沈畸說：“遊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數倍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也。往往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民、士大夫之家。”尚書省也奏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慮民間物重錢濫。”

更嚴重的問題是，大量官鑄、私鑄的“大錢”如潮水般湧向市場後，加劇了原本就已經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錢”推出前，邊郡糧草的價格是“鬥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錢”，“大錢”泛濫後“鬥米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部分地區“至鬥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就連京城開封也出現“鬥米千錢，民兵缺食”的局面。宋徽宗在所下的詔書中也不得不承認：“物價騰湧，細民艱食，嗷嗷幾至失業。”

嚴重的經濟和金融混亂，激化了社會矛盾。沈畸一針見血地指出:“錢輕則物重，物重則貧下之民愈困，而饑寒之患，此盜賊之所有起也！”在這種情況下，蔡京被宋徽宗罷去宰相之位，但不久又將其召回，原因是蔡京的辦法雖然帶來了很多問題，但也實在找不出更好的辦法維持局面。就這樣，蔡京罷了召、召了罷，先後四登相位，表面看是蔡京個人仕途浮沉的尷尬，實際上是北宋面臨諸多困局而無解的悲哀。

宣和六年（1124年）蔡京最後一次罷相，兩年後金軍大舉入侵，宋徽宗禪位給宋欽宗。為了避難，蔡京舉家南下。南宋史學家王明清在《揮麈後錄》中記載，蔡京南下時雖攜帶大量財寶，但“道中市食飲之物，皆不肯售，至於辱罵，無所不至”。富可敵國的蔡京竟然“窮餓而死”，成為北宋王朝的一個諷喻！

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雜志20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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