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寒潮，最可怕的殺傷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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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輪降溫有些猛烈。

多地氣溫創下新低，北方的酷寒，南方也未能幸免。有學者說這和全球變暖引起的氣候變化有關，有學者堅持這是正常的氣溫波動。

在極為特殊的2020年，航空起降率驟降75%，生產減慢，碳排放量驟減——這些都可能是這輪猛烈降溫背後的原因。

人類從來都是脆弱的，這一次降溫，也讓我們重新去回望歷史上那些改變了人類進程的氣候變化。在被稱為“殺傷性武器”氣候面前，人類不斷地求生並且征服。工業社會的迅猛發展，讓我們忘記了自己屬於地球生態的一員。

我們討論氣候變化問題並非“白左”，而是在“長歷史”的維度去認識氣候對人類文明的作用。

作者 | 維舟

編輯 | 程遲

你是不是覺得今年冬天格外冷？如果你這麼想，那沒有錯。國家氣候中心主任宋連春近日確認，入冬以來，全國平均氣溫較常年同期偏低0.6度，是2013年以來第二冷的冬天。

雖然這很可能只是正常的氣候波動，但也有一種觀點猜測這與去年的疫情有關：世界航空業起降班次大幅下跌了75%。“世界碳項目”初步估計，在封鎖最嚴厲的時期，全球碳排放量可能減少了17%，這多多少少對溫室效應有所影響。

全國降溫幅度預報圖。圖/中國氣象局官網

不要小看這點波動，據估計，自1800年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氣溫也就只上升了0.8度。氣候變動是自然界最活躍、最變化無常的一個要素，並牽動動物、植物、河流、湖泊、降雨、幹濕等諸多因素都出現相應變化，有可能造成嚴重的糧食供應問題，歷史地理學者藍勇曾指出，氣溫下降1度，糧食將減產10%。

如今人們普遍相信，恐龍的滅絕是由於小行星撞擊地球引起的，但這並不是因為它引發的爆炸，而是大量煙塵遮蔽天空之後帶來類似“核冬天”的效應，使地球從相當溫暖的白堊紀急劇變冷，據推測在數百至數千年間，海洋溫度下降了4-8度。生態環境劇變，植物大量死亡，恐龍賴以為生的食物急劇匱乏，這才由此滅絕的。

如果遇到那種規模的氣候災變，人類的命運可能也未必比恐龍好到哪裏去，就算不至於滅絕，元氣大傷恐怕是難免的。

正因此，一位英國氣候學家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評論說：“我毫不猶豫地把（氣候變化）看作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人類也只是“寄生”在地球薄薄的一層地表之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生存環境的制約
（在“靠天吃飯”的古代更是如此），也因此，氣候波動一再對歷史的走向、社會的變遷施加了難以為人察覺的深遠影響。

人類歷史背後的“無形之手”

氣候一直是歷史的主角之一。如果不是數萬年前冰川時代海平面降低，原始人在當時也沒辦法通過大陸橋進入到美洲大陸和澳大利亞。

當然，對人類歷史影響更大的，是11000年前第四紀冰期的結束，地球再次變得溫暖宜人，食物更為豐富，這使人口增長成為可能，並進而發展出最早的農業文明——考古學家布萊恩·費根在《世界史前史》中說，“人類從來都是機會主義的”，
可以說人類文明的起源，就在於最初抓住了冰期結束之後的那段溫暖濕潤的好時機。

《世界史前史》

<美>布賴恩·費根著

楊寧 等 譯

後浪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9

氣候冷暖幹濕的變化，並不只是影響食物多少、能養活多少人而已，它也會對人類的社會組織施加壓力，促使其變革。

法國地理學家白呂納曾說：“一地的位置、地形、地質構造和氣候都可以解釋一個民族的歷史。”和辻哲郎在《風土》中認為，熱帶的氣候下，物產豐富，“人們只要投身於自然的懷抱即可怡然自得地生存下去”，但在幹旱的沙漠地帶，“逆來順受便意味著死”，所以往往催生出戰鬥般的生活模式，“人與世界的統一關系始終是一種對抗性的、戰鬥性的關系”。

在像印度這樣的地方，氣候變化極富戲劇性，某一年的季風可能帶來大量雨水，下一年卻極少，這種極端的不確定性和難以預測性，使得當地農民根本無法提前做出判斷，這勢必會助長一種聽天由命的宿命論哲學。

相比起來，在氣候相對穩定、有規律的溫帶，人們就比較容易把握自然規律。

因此，黑格爾曾說：“不冷不熱的北溫帶是人類歷史的中心舞台。”

黑格爾畫像。

當然，在氣候變化大、資源不穩定的地方，人類也能生存，但為了適應這種生存條件，人類的社會組織也要發生相應變化。

歷史人類學者王明珂曾指出，全世界遊牧文化流行的地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農業資源（水分、溫度）不足，不定期的幹旱與突如其來的風雪，資源很不穩定，為此，社會群體必須配合以卓越的移動性來躲避災害，並隨時分裂為更小的群體，化整為零，力圖生存下去。

在中國所處的東亞季風區域內，東南季風的強弱直接影響內陸地帶降水量，其劇烈波動便不斷造成農牧地理帶的進退變化——因為農業在降雨量低於400毫米的地帶難以穩定紮根。

這個過渡地帶極為敏感，中國歷史上的農牧文明沖突的許多悲歡、興衰，“都與氣候的冷暖、幹濕波動過程相對應”。為了守衛這一脆弱的軍事邊陲，中國人最終建造起萬裏長城，這甚至影響了中國人的自我認同。

這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中國文明形成的初期。根據古氣象學的研究，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間，全球都經曆了一個逐漸幹旱的時期。

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在《華夏邊緣》一書中，結合考古發現後認為，這個難以察覺的氣候波動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推動作用，促使華北地區人類族群關系發生巨大轉變，北方人群為了適應幹旱的氣候而逐漸轉向全面遊牧化，不斷趨於移動化、武裝化，而南方的農業定居人群也強力保護自身的農業資源，於是最終促成了“華夏”認同的形成及強化。

《華夏邊緣》

王明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7

正如中國歷史反複表明的，不同族群都難免有自己適宜生存的生態邊界：農業文明在長城以北很難維持，而遊牧人群一旦越過長城之後，也常常會被同化。尤其在古代，一旦某個族群適應了特定氣候條件下的生態，要改變起來是極難的。

這個結論乍看似乎不可思議，但其實不無道理。事實上，即便到了近代，有著更強大科技力量武裝的歐洲列強，他們在全球擴張時也還是會受到限制：歐洲白人之所以在北美洲、阿根廷這些地方殖民成功，而在非洲卻遭遇失敗，公認的一個很大原因是前者的氣候條件、土壤、生態環境跟他們的老家更為接近，而非洲、印度這些熱帶地方卻是“白人的墳場”。

氣候助推中國王朝盛衰

當然，也有學者反對“氣候決定論”，認為這低估了人的因素。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用氣候曲線圖來解釋遊牧民族擴張規律，但蒙元史學者蕭啟慶卻幽默地說，如果這能成立的話，那麼歷史學就該成為氣象科學的一支了。

但確切地說，盡管我們所理解的“歷史”通常都是“人類的歷史”，但人類卻是在深受氣候影響的“舞台”上“演出”的。也因此，有學者戲稱氣候是“一切帝國中的頭號帝國”，因為它不動聲色地主宰著所有帝國的命運。

中國能發展出全世界最龐大的農業文明，就離不開東亞季風氣候——這種氣候相當有利於農業文明，能支撐起巨大的農業社區。

然而，正如竺可楨指出的，東亞季風帶的雨量多寡變遷，遠過於歐洲——歐洲各地雨量平均變率為12.5%，而南京為28%，在黃河流域更為劇烈，因此中國曆代旱澇頻仍。

為了應對這樣頻繁的大幅波動，抵禦自然災害風險能力較弱的古人，很自然地就會意識到，必須團結起來才能生存下去，這本身就召喚早熟的政治治理能力。

黃河一直是中國古代人面臨的難題，圖為歷史上的黃河改道。圖/維基百科

現代研究發現，約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間，黃河流域的氣候發生突變，季風雨帶北撤，致使雨水增多，由此導致的植被覆蓋率降低又會引起土壤抗侵蝕力減弱，增加水沙含量，從而增加黃河決溢的可能性。

這個時間點恰好與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吻合，這場洪水促使中國先民自我組織起來，在與洪水的長期抗爭中提升治水技術、強化社會組織，大禹治水的成功也可能得益於隨後氣候的好轉，這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建立。

大禹治水 圖/維基百科

當氣候發生變化時，就會對不同群體的生活造成擾動，引發族群遷移，或召喚新的社會組織變革來應對一連串的挑戰。

秦漢時期的中國仍比今天溫暖，海平面約高出2米，但因為乾燥，從漢代起，沙塵暴發生的範圍開始向東擴展，到元明清時期更是遍及幾乎整個華北；與這種氣候冷暖幹濕變化同步的，則是農業開發活動也隨之轉移，曾經被中原士人視為“暑濕”、“癉熱”的江南地區逐漸得到開發。

在最近的五千年裏，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暖濕度一個比一個低。
對中國這樣的農業文明來說，影響無疑是相當大的，很可能是頻繁王朝盛衰背後的推手。

中國亞熱帶北界是1230年之後才穩定下來的，張丕遠在《中國歷史氣候變化》中據此斷言：“1230年以前，朝代更替速度快、群雄並起、多國割據狀態的多發與氣候情景的無序性，1230年以後各朝代統治穩固時期相對延長、割據狀態的減少與氣候系統的相對有序，顯然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對應。”

《中國歷史氣候變化》

張丕遠 著

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6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較寒冷時期，這為南下遊牧民族“五胡亂華”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而隋唐時期氣候轉暖，農業大發展，大一統重現，中國社會再次進入繁榮時期。

但這個溫暖期並未維持多久，從中唐就短暫變冷，而長安所在的關中又是中國少有的氣候高敏感地區，旱災、蝗災等各類災害由此頻繁爆發，到唐末遷都，長安的輝煌至此再也無法重現。

北宋在溫暖期繁盛一時之後，到末期又遭遇全球性變冷，北半球迎來小冰期。公元1111年，文獻上首次記載太湖全部結冰，且冰堅實到足以通車；1102年春、1114年春，竟然連越南都罕見地兩次記錄到“瑞雪降”。

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也記載，1115年“這年冬季霜雪交加，氣候如此嚴寒，以至於生活在當時的人沒有人記得有過比這更寒冷的冬季”——正是在這一年，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這個興起於苦寒地帶的帝國在十年內先是滅遼，後又滅亡了北宋王朝。

金朝創立者完顏阿骨打畫像。

實際上，蒙古帝國的興起也得益於當時的氣候寒冷。1232年蒙古滅金前夕，農曆五月的天氣仍然“大寒如冬”，這導致農業大幅減產，且寒冷天氣有利於肺鼠疫傳播，對定居文明造成嚴重打擊。

然而，對蒙古人來說這卻不是個問題，秋冬不僅空閑，而且馬壯，正是用兵的最佳季節。研究內陸亞洲史的學者丹尼斯·塞諾就發現，“按照蒙古人的習慣，他們喜歡在寒冷的季節發動戰爭，他們不在意嚴酷的氣候，冰凍的河流也不是他們行軍的障礙。”

蒙古帝國疆域。圖/維基百科

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相信，明朝的瓦解至少部分可歸結為氣候變遷帶來的一場全球危機。

17世紀中葉，世界各地同時發生許多國家崩潰的個案，數目之多，空前絕後。當時氣溫也“只是”下降了1-2度而已，但“光是這樣就足以撼動世界各地的社會”了。在明代晚期的中國，這是1370年以來氣溫最低、也最幹旱的時期，1640年甚至是華北在此前五百年間最幹旱的一年。

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最終造成全國人口減少5千萬之巨，所受災害之慘重，在全球首屈一指。

“天變”面前，如何選擇？

這樣說來，可能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人類只能被動地應對氣候災變帶來的挑戰。

的確，布羅代爾曾說過：“多少世紀以來，人類一直是氣候、植物、動物種類、農作物以及整個慢慢建立起來的生態平衡的囚徒。”

但確切地說，雖然人們的應對受限於整個環境的制約，但不同文化、不同社會都有著自己的因應之道，並不僅僅只是被氣候所決定的提線木偶。

在東亞季風帶，長城南北的人群都面臨類似的氣候變動，只是能建立定居農業的文明畢竟有積累、變動也沒那麼極端，這使得中原族群最終采取的方式不是分散化規避風險，而是抱團共度時艱。

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半島，緯度相當，都有著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形類型，也同樣有著出人意外的多變而嚴酷的氣候，但它們最終的歷史道路卻迥然不同。

與土耳其在同一維度的西班牙，有不同的歷史道路。圖 / Google maps

可以說，越是到晚近的時代，氣候就越顯得像是對人類社會造成沖擊的外部因素，具體如何應對，完全可以有種種不一的做法——就像世界各國對新冠疫情也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1815年4月10日，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坦博拉火山爆發，這是人類有文獻記載以來最大、最致命的一次噴發，遮天蔽日的火山灰籠罩整個印尼群島長達三天，造成11萬當地人死亡，之後更引發全球氣候突變，即便遠在歐洲和北美，1816年也成為“沒有夏天的一年”。

現代氣候學家在利用歷史氣候資料和樹木年輪等各種方法後，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這次突變具有全球一致性，造成北半球普遍降溫，突變後約15年氣候不穩定，一直到1830年氣候才處於較穩定的冷濕狀態，最冷期為1870-1880年，其冬季溫度較20世紀低約20攝氏度。

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坦博拉火山。圖/維基百科

對當時正在走下坡路的清王朝來說，這是一大打擊。本來，在1690年代初（康熙中期）之後，氣溫逐漸變暖，特別是1740-1790年間（乾隆時期）是一個溫暖期，年均溫比現在高約0.6 ℃，這對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相當有利，“康乾盛世”的出現並非偶然。

但1815年後明顯降溫，這不僅是變冷變濕，還因降雨過多，到1823年經濟中心江南出現大水，1823-1834年間的氣候劇變沉重打擊了糧食生產、棉紡織等經濟支柱產業，許多百姓流離失所，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然而在歐洲，這次氣候突變卻並未造成多大沖擊。歐美人當然也感受到了降溫，但工業革命並未受影響，不僅如此，1815年正是拿破侖戰爭結束的一年，在此之後直至1914年，歐洲幾乎享受了長達一百年的繁榮富強。

雖然歐洲也面臨糧食減產，但卻可以通過海外貿易調集糧食輸入，整個社會所受影響並不大。可以說，當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對中國而言是處在最為不利的力量對比時期。

19世紀初期英國的碼頭。

為什麼雙方的命運如此不同？其間的原因之一當然在於，農業生產可能是受氣候影響最明顯的一項經濟活動。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清王朝受這次氣候災變的打擊要比英國這樣的工業文明沉重得多了。

但另一個因素在於：隨著此前累積起來的生態壓力，中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比英國人要脆弱得多。特別是當時的北方，水旱災害變得比以前更為頻繁，由於社會本身已接近環境所能承載的能力，短期的氣候變化這才變成了一種關系到存亡的重要因素。

如今，地球人口已逼近80億，生態環境越發脆弱，我們的處境或許更接近兩百年前的中國人。《洪水、饑饉與帝王：厄爾尼諾與文明興衰》一書中說：“無論人口過多、全球變暖、或是氣候迅速變遷，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摧毀我們的文明；但加起來就可以。”這正是為什麼氣候災變如此備受世人矚目。不過，這一次中國已經做好了准備。

《洪水、饑饉與帝王》

布萊恩.費根 著

董更生 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9-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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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辻哲郎《風土》，陳力衛，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0、第22-23、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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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瑞玲《明清內蒙古西部地區開發與土地沙化》，中華書局，2006年，第10頁

<11>王明珂前引書，第180-181頁。李峰也有類似的結論：“據草原文化考古學研究的成果，遊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開始有擴散現象：第一，由於以畜牧為主的牧群人口增加；第二，由於牧人們知道了騎馬；第三，草原上氣候變得乾燥，生計困難。”見氏著《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徐峰、湯惠生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9頁

<12><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肖昶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2頁

<13>移民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德國人能保持傳統，也是因為當地幾乎是南德的精確翻版，“他們實際上借助了一種非常幸運的巧合：賓夕法尼亞州與他們的故鄉驚人地相似。這種相似不僅在於地貌外形，氣候與土壤條件也極為相似。”見阿蘭·鄧蒂斯編《世界民俗學》，陳建憲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510頁

<14>轉引自鐘焓《歷史學研究的人類學化及其存在的問題——評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載達力紮布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三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56頁。又馬丁·劉易士等著《大陸的神話：元地理學批判》也指出，認為中亞遊牧者受氣候影響，定期襲擊歐亞文明的理論在戰後不再受人追捧。見該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頁

<15><英>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180頁

<16>竺可楨《竺可楨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287頁

<17>吳文祥、葛全勝：《夏朝前夕洪水發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紀研究》第25卷第6期，2005年11月

<18>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三聯書店，2018年，第93頁

<19>張光直《商文明》，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7、第381頁。在7000年前，黃河中下遊地區長有竹子，一如現在的長江中下遊；而當時的長江中下遊則接近亞熱帶南部氣候，平均雨量比今天多800毫米，相當於今海南島的氣候。參見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5頁

<20>王子今《秦漢時期的生態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1、第295頁

<21>前引《明清內蒙古西部地區開發與土地沙化》，第18頁

<22>張丕遠主編《中國歷史氣候變化》，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278頁

<23>現代南京一帶年雪日數的平均值僅8.4天，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雨雪23日已大大超過了現代的極值。見《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第156頁。公元481年在今南京一帶還出現冬天下雪長達80多天的記錄；493年北魏舊都平城六月下雪，而現在大同平均在陽曆4月上旬就已斷雪。參見胡阿祥《中國名號與中古地理探索》，三聯書店，2013年，第141-144頁

<24>張丕遠前引書，第431頁

<25>張丕遠前引書，第305頁：“中唐短暫變冷，在許多方面也許是理解中國歷史的關鍵。”

<26>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編，《歷史環境與文明演進：2004年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92頁

<27>唐曉峰等《歷史地理學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7頁

<28>《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三李紀，吳士連著，陳荊和編校，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刊行委員會發行，昭和59年（1984），第254、第257頁

<29>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30><美>丹尼斯·塞諾《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中華書局，2006年，第269頁

<31><美>歐陽泰《決戰熱蘭遮：歐洲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陳信宏譯，時報文化，2012年，第77頁。這一觀點被稱為“17世紀危機說”，1620-1690年間，確實在歐亞的許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國、東南亞、中亞和奧斯曼帝國發生了氣候、人口、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危機。參見<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4頁

<32><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劉北成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頁

<33><英>杜德內《土耳其地理》，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經濟地理專業，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7頁

<34><德>於二跟·奧斯特哈默《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強朝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81頁

<35>李玉尚《海有豐歉：黃渤海的魚類與環境變遷（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6頁、第266頁

<36>馬立博《南方“向來無雪”：帝制後期中國南方的氣候與收成（1650-1850年）》，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第587頁。又參見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三聯書店，2007年，第121頁

<37>李伯重《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第41-42頁

<38>劉錦添、郭秋雲《氣候因素對台灣農業生產的影響：1921年至1991年》，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第634頁

<39><美>布賴恩·費根《洪水、饑饉與帝王：厄爾尼諾與文明興衰》，董更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