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旗飄揚的船隊

東方文化雜志

文：鄭偉

中國素稱“絲綢之國”，得此美譽不僅因為中國盛產絲綢，更因為由絲綢貿易而產生的那條聞名遐邇的“絲綢之路”。提到絲綢之路，人們往往會想到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所打通的那條由都城長安經河西走廊、新疆、伊朗和兩河流域直抵歐洲的東西貿易大通道。海上絲綢之路，似乎聽起來有些陌生，但在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曾經是東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歷史比陸上絲綢之路更為久遠。海上絲綢之路經曆歷史的洗禮與沉澱，記載著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軌跡，記載著中國同世界其他國家的友誼，為世界文明的交流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溯源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主線路（東海起航線始於周武王建立周王朝時期即前1112年前後，他派箕子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出發，達到朝鮮，教授其臣民田耕、養蠶、織作之術）。中國的養蠶和織綢技術由此通過黃海最早傳到了朝鮮。秦始皇統一中國時（前221年），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秦漢之後，隨著造船及航海技術的不斷提升，中國與西方的海上貿易也日益繁榮，唐宋以後形成了東起中國廣州、泉州、寧波等東南沿海港口，途徑東南亞各國，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天竺，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後到達大食（今阿拉伯地區）的海上交通命脈。因為該航道以南海為中心，所以稱為南海起航線。

泉州港古代稱為“刺桐港“,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刺桐閣是泉州市的標志性建築。

雖然我國的原始航海活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大概經曆了開拓於秦漢，發展於魏晉南北朝，興盛於隋唐，鼎盛於宋元，衰落於明清五個階段。

（一）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萌芽期

秦漢時期，我國政治統一、經濟發展，為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發兵嶺南，為的是得到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璣。當時，番禹地區（今廣州）已經擁有較為發達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風格的銀盒、具有兩河流域風格的金飾品以及非洲象牙等珍貴文物，見證了當時以“番禺都會”為中心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實況。

西漢的史書上也明確記載了海上絲綢之路。由於陸路交通易受匈奴等草原部族的侵擾，漢武帝開拓了南海的對外交通和貿易活動，從而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公元前111年，漢朝平定南越叛亂，漢武帝派遣使者前往南海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官員率領載貨的船只從日南（今越南順化靈江口）、合浦郡的徐聞縣（今廣東湛江徐聞縣）出發，航行五個月到達都元國（今馬來半島東南或蘇門答臘島西北），繼續航行四個月分別抵達邑盧沒國（今緬甸勃固一帶），又行二十餘日到諶離國（今緬甸伊洛瓦底江沿岸），最後到達黃支國（今印度半島東岸）。回程從黃支國起始，利用季風到達已程不國（今斯裏蘭卡）,繼續航行至皮宗，轉向東北航行回國。這是目前可見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記載，該航線已經到達印度洋孟加拉國灣附近，主要以商品貿易為主。

至此，從中國番禹、徐聞、合浦等港口起航西行，與從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沿海港口出發往東航行的海上航線就在印度洋相遇並實現了對接，這標志著貫通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打通，中國南海各港口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這條航線一直延續到南朝末年都沒有改變，南朝高僧法顯就曾在其著作《佛國記》中記載乘船經此航線由斯裏蘭卡和印度回國的經曆。同時，印度、羅馬帝國的商人、使節都沿著這條航路，往來於沿海地區並進入中國內陸。

隨著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徐聞設置“左右候官”等官職，管理囤積於此的貨物並監管交易。同時，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不斷繁榮，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禹、徐聞、合浦、龍編（今越南河內）、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等。

（二）魏晉南北朝——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先後有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朝政權立足江南，使江南經濟得到了深入發展。與此同時，由於與北方草原民族對峙，六朝政府更加注重發展海外關系，造船、航海技術得以進步，航海經驗得以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廣州港的興起，並逐漸取代徐聞與合浦成為中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西漢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徐聞、合浦。三國時期，吳國在嶺南設立廣州以後，珠江流域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加上造船、航海業的進步，廣州很快以其特有的區位優勢取代徐聞、合浦，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港口。廣州的主要優勢在於，其不但是嶺南地區的經濟中心，而且與內地聯系更為便利，通過珠江水路可達湘、贛、閩等地。漢代時期徐聞、合浦之所以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是因為受制於當時的船舶規模和航海技術，海船尚不能遠離海岸航行，而從廣州出發難以渡過海南東部的七洋洲等危險水域。到六朝初年，隨著船舶體積的增大以及航海技術的提高，海船可以遠離海岸航行，因此從廣州出發不必再經瓊州海峽，而可經海南東部海面和西沙群島海域，直航東南亞、南亞各地，從而使廣州成為我國海外貿易中心，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移至廣州。

二是南海絲綢之路在漢代的基礎上繼續向西延伸。隨著造船水平和航海技術的提升，中外商人、使節揚帆於南海、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也逐漸向西延伸。據阿拉伯史學家的記載“中國商船，從3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4世紀到達錫蘭，5世紀到達亞丁，終於在波斯及美索不達米亞獨占商權”。另一位阿拉伯學者馬斯歐迪在《黃金原和寶石礦》一書中也提到“中國船只5世紀航行至希拉城，與阿拉伯人進行貿易”。據《宋書》記載，中國與羅馬、天竺之間“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六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向西的終點已從印度半島東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達波斯灣。

三是東海絲綢之路有新的發展。這一時期由中國通往朝鮮、日本的航線也有了新的發展。秦漢時代，中國通往朝鮮、日本的出海口主要集中在山東半島的渤海灣一帶。到六朝時期，中國與朝鮮、日本交往日益頻繁，由於建康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因而使得這條東方航線南移。形成了由建康出發，順江而下，出長江口後，沿岸北航，至山東半島的成山角附近，繼續沿岸而行，到達朝鮮半島北部。或由成山角東進，橫渡黃海，抵達朝鮮半島東南部，然後再沿岸南下渡朝鮮海峽，抵達日本。這條新航線的開辟，大大縮短了中日之間的航程，方便了雙方的往來。

（三）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期

隋唐以前，海上絲綢之路雖有所發展，但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主要還是依靠陸上絲綢之路進行。但是經過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發展，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到了隋唐時期，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唐朝執掌政權之後，造船技術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加之唐朝政府采取的全面開放政策，使得海上絲綢之路在隋唐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並逐漸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中國的遠洋船隊在隋唐時期再次向西挺進，首次抵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當時的北印度洋上經常穿梭著中國的大型遠洋航船。

隋唐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一條是自登州起始，入高麗的渤海道。唐朝與新羅的關系非常密切，當時通新羅的航道主要有三條，北路由遼寧，中路由山東，南路由江蘇、浙江。其中尤以中路最為重要，且最為便捷，雙方的海上交往多取道中路。

另一條是自廣州的通夷海道。從廣州出航，經越南、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等地，至印度、錫蘭，再向西抵達阿拉伯地區。這條通道來往船只也很頻繁，唐代東南亞、南亞、阿拉伯的商人經常經由此條航道來華經商。真臘（今柬埔寨）、爪哇、室利佛逝等國均多次派遣使臣通過此條海上絲綢之路來華出訪。

隋唐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尤其是通過廣州這個貿易最為繁盛的港口，中國與各國的交往更加密切。當時來中國的外國人明顯增多，而且有很多人在中國定居下來。當時的廣州、揚州有大食、波斯商人不下千人，泉州則出現了“秋來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國人”的景象。在中國長江以北沿海的許多州縣，有很多新羅商人、船主和水手，他們集聚的地方稱為“新羅坊”。隋唐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促進了沿海港口城市的發展，催生了廣州、泉州、揚州、交州、登州等著名港口。可以說，在隋唐時期，中國與海外諸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不但沒有因為陸上絲綢之路阻塞而減弱，反而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而不斷延續和發展。

（四）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期

宋元時期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都有了較大的提升，特別是指南針廣泛用於航海之後，中國的遠洋航行能力大幅度提高。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宋代的經濟社會發展大幅度超過前代，私人海上貿易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之後的元朝在經濟上采取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打開國門，進行海外貿易，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據陳大震在《南海志》中記載，宋元時期與中國有直接或間接貿易關系的國家超過140個，航線從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岸，經過地中海，非洲東部，穿過印度洋地區各國，再到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島，直至中國東南沿海各地，都屬於海上絲綢之路所編制的海上貿易網絡範疇。

宋代不斷頒布和修訂海外貿易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舉措：一是完善市舶司機構建制，並在全國廣為推廣；二是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海洋貿易管理條例——《廣州市舶條》（1080年），該條例也成為宋代貿易管理的制度範本。

宋元兩代，私人海上貿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中國政府對於私人到海外經商采取的是備案制，即私人只要在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備案便可揚帆出海進行貿易活動。由此，宋元時期海上商品貿易的種類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這在中外海上貿易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據不完全統計，元代進口“舶貨”達200種以上，包括珍珠、紡織品、香料、皮貨等。出口貨物主要有絲綢、瓷器、金屬制品、日常用品、農產品等。由於香料和中草藥在出口貨物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並占有較大份額，因而也有學者稱海上絲綢之路為“香藥之路”。

（五）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期

明朝初年，政府一方面很重視發展與海外各國官方間的朝貢貿易，一方面又迫於東南沿海嚴重的倭寇匪患，對民間海上貿易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

明代的海禁政策時緊時松，大體來看，在洪武年間是海禁政策最嚴厲的時期，但到了永樂宣德年間，該政策較為松弛，這一時期派遣了聲勢浩大的鄭和船隊七下西洋，中國的航海事業再次登上頂峰。到了明朝中後期，雖然依然禁止私人出海進行民間貿易，但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仍不斷有民眾違禁出海進行貿易活動，隨著違禁人數的不斷增加，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也逐漸變成一紙形式上的禁令。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海禁才得以全面廢除。在明朝政府不足300年的統治時期內，實行海禁政策的時間長達200年，造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由盛轉衰。

但與此同時，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以西班牙、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尋找地中海以外通往東方的新航道，於是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就此產生。此後，歐洲一些國家的船隊來到東方，來到我國東南沿海占據通商港口。尤其是西班牙占據菲律賓島後，開辟了從菲律賓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線，從此以絲綢為主的中國商品便源源不斷地沿著這條航線，營銷拉丁美洲各地，這條航線也成為了太平洋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至此，中國的絲綢除了由陸路運往中亞，由海路運往波斯灣，間接傳往歐洲外，又利用這條海上絲路，越過太平洋運往墨西哥，開始進入西半球市場，這在我國絲綢傳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從海禁到廣東一口通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在清代出現了重要的轉折。清朝初年，在明代諸多航線的基礎上又開辟了北美航線、俄羅斯航線、大洋洲航線等。同時，外貿港口有所增加，來往商船頻繁，貿易量逐年增加。出口商品中茶葉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絲綢退居次席，土布和瓷器也受到國外市場的青睞。進口商品中，雖然棉花、棉布、紡織品的數量較大，但就價值而言，鴉片成為進口商品中最具價值的商品，這也為後來爆發的鴉片戰爭埋下了伏筆。

清朝初年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對國內市場網絡的擴大、農業商品化的推進、民族工業的興起、城鎮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業的繁榮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正面推動作用。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我國沿海主要港口被西方列強控制，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成為他們掠奪原材料和傾銷商品的基地，我國失去了外貿及海關自主權，從此這條名揚四海、飽經滄桑、歷史厚重的海上絲綢之路消失了，它僅依稀存在於人們的歎息和懷戀之中。

海上絲綢之路與文化交流

誠然，海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直接貢獻是中外貿易往來的擴大，但通過兩千餘年的發展以及中外各國官方和民眾的不斷努力，海上絲綢之路不斷發展壯大，各國人民通過這條海上貿易之路、友誼之路，在發展貿易往來的同時，了解和傳播彼此的文化，讓各具特色的文明之花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結出燦爛的果實。其中，中國的四大發明、各國宗教及儒家思想、海外僑民便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傳播的重要成果。

（一）海上絲綢之路與四大發明的傳播

中國因“四大發明”享譽全球。四大發明對人類的生活影響巨大，正如英國哲學家培根所說“它們改變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狀態，又從而產生了無數的變化”。中國是四大發明的創造者，但若沒有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載體，四大發明的外傳和應用或許要推遲許多年。

在造紙術出現之前，人們將文字記載在毛皮、竹簡之上，但成本過高且較為笨重，於是東漢的蔡倫發明了造紙術。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現，中國的紙張和造紙技術傳播到了國外。再到後來，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和開拓，造紙術也傳到了美洲，這樣造紙術就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了全世界。

北宋仁宗年間，畢升在已有印刷技術的基礎上發明了一種更為先進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術。我國的印刷術首先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了朝鮮，後來又傳到了日本和越南。元朝時，許多歐洲人來到中國，看到元政府印刷的紙幣頗為疑惑，並寫了多部旅行遊記帶回歐洲，這對歐洲印刷術的產生起到了重要的啟迪作用。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不斷延伸，中國的印刷術傳到了埃及、美國以及加拿大等國，並傳遍世界。印刷術的傳播，為人類更好地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是中國人民與海上絲綢之路一起對世界文明做出的卓越貢獻。

活字印版

指南針發明於北宋宣和年間。指南針的出現，大大提升了中國的航海技術，北宋的船只往返於南海和印度洋上，可以一直航行至阿拉伯。中國的指南針技術首先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了阿拉伯地區，進而又通過阿拉伯國家傳到了歐洲，對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公元15、16世紀，歐洲各國航海家開辟了多條新航路，發現了美洲大陸，完成了環球航行，可以說指南針在這一探險發掘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世界航海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是最早發明火藥的國家，由於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非常密切，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後，中國的船隊到達其他國家時，自然把中國的技術帶到了他國。南宋時期，我國與阿拉伯地區交往頻繁，火藥的制造方法就是這個時候傳播出去的。後來又從阿拉伯傳到歐洲各國，並對歐洲的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海上絲綢之路與宗教文化傳播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外貿易的載體，也是宗教文化傳播交流的通道。早期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就有不少外國或中國僧人取道海上絲綢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菩提達摩、曇摩耶舍、法顯、義淨等人。同樣，在伊斯蘭教東傳的過程中，海上絲綢之路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古代著名港口泉州、廣州、揚州等地留下了很多伊斯蘭教遺跡。公元16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入華也大都通過海路而來，如利瑪竇、湯若望等，他們一方面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和天主教教義，另一方面也將中國的文化介紹給西方人民。在海上絲綢之路這條瑰麗的海上通道上，中國既是宗教和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宗教文化的傳播者，中國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都曾對周邊國家，如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國，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並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又如，以媽祖信仰為代表的中國民間信仰也隨著海員、海外移民而傳播到海外，尤其在東南亞地區，其影響至今仍不容忽視。這些都說明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不僅促進了宗教文化的傳播和交流，也間接地促進了各民族和國家間的交流與了解。

（三）海上絲綢之路與海外移民

中國向海外移民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史料記載我國商人“住蕃”他國，有的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明朝鄭和下西洋，也曾經有船員因海難事故等原因留在海外謀生，至今在非洲肯尼亞等地尚能找到明代船員的後裔。受制於科技發展水平和封建統治者長期閉關鎖國政策的影響，公元19 世紀40 年代以前中國的海外移民人數很少。清朝後期，封建統治日趨沒落，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沿海地區破產的手工業者和農民開始“下南洋”，在海外尋求創業發展和謀生之路，東南亞地區開始出現較大規模的中國移民。20世紀初，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北美開發，大批中國勞工以契約形式移居海外。據一般估計，從1840 年鴉片戰爭至1941 年太平洋戰爭前夕，中國海外移民累計超過1000 萬人，平均每年在10 萬人以上。以後中國十多年處於外敵入侵和國內戰亂之中，有一批中國人因戰爭和政權更替陸續遷居海外。

據歷史記載，兩千多年前，徐福受秦始皇之命，募集數千童男童女東渡扶桑，就是從琅琊郡（今日照）開始啟航。

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許多外國政商人士移居中國，並逐漸在中國設立商館，華僑則紛紛在居住地建設會館，並相當程度地影響著當地的經濟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著名人物

自秦漢開創海上絲綢之路以來，在這條海上通道上湧現出許多不畏艱險，勇於開拓的歷史人物，他們或揚帆東渡傳播中國文化，或揚帆南下壯我中華國威。他們的壯舉在中華文明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徐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為了宣揚秦德，五次出巡全國。在視察山東琅琊郡（今山東日照）時，聽說東海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有仙草，食之可長生不老。於是秦始皇便派遣方士徐福率領數千童男童女及工匠出海尋覓。據《史記》記載，徐福（前225年～？），幼年修習儒學，專研五行之道，修真煉丹，習學道術，聰敏過人。這也就解釋了秦皇要派徐福作為尋仙使者的原因。

徐福第一次出海歸來，並未找到仙草，因此詐稱“蓬萊有藥可得，然嘗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第二次出海，徐福從琅琊郡出發，率船隊橫渡渤海至遼東半島，然後沿遼東半島東南近海至朝鮮半島，再由朝鮮半島西部向南而行，橫渡朝鮮海峽，向東方而去。不久，這只船隊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從此杳無音訊。兩千多年來，徐福後來的去向一直成謎，甚至《史記》中也未記載徐福後來的具體去處，只說去了一個“平原廣澤”的地方。

徐福後來的去向已經無從考證，但在日本國內至今仍有十幾個地方流傳著徐福東渡的故事。有的地方被說成是徐福的登岸處，有的地方被說成是徐福的目的所在。雖然歷史故事和傳說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歷史，但有一個歷史史實卻值得我們注意。公元前2世紀以前，日本仍處於繩文文化的石器時代，但就在公元2世紀之際，日本文化卻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出現了陶器、鐵器，並有了種植水稻的記載，並且水稻品種也與中國大陸當時的種植品種一致。這個突然的變化，使日本文明至少前進了一千年，被稱為彌生文化。而彌生文化出現的時間，與徐福一行東渡日本的時間相吻合。日本歷史學家井上靖認為“彌生文化並不是繩文文化的繼續和發展，而是外來的文化形式，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將這樣的歷史事實與廣泛存在的民間傳說相結合，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對徐福確實航海到日本，並把中國當時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傳播到日本，懷有更加充分的信心。

徐福的東渡，反映了兩千多年前我國的航海水平以及對外文化影響，這條萌芽階段的海上絲綢之路傳播著友誼，傳播著文明，是中國航海史的開篇之作。而徐福作為這個鴻篇巨制的開篇人物，理所當然應該為後人所尊敬和懷念。

（二）中日文化的交流大使——鑒真大師

唐朝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達到歷史頂峰，相對落後的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團，向中國學習文化、技術等方面的知識。同時，為了揚大唐國威，唐朝也向日本派遣使臣及技術人員，這些人在中日交流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唐代高僧鑒真大師便是中國赴日傳播中國文化的傑出代表人物。

鑒真大師生於公元688年，祖籍揚州，俗姓淳於。唐朝時期的日本非常崇尚佛教，但由於佛教界的戒律不興，存在著許多混亂的現象。如一些鑽營之人為了逃避賦稅，剃度為僧。更有一些動機不純之人假借出家之名，營偷雞摸狗之實。日本天皇非常苦惱，想要建設一個像大唐王朝一樣戒律清明的佛教制度，使僧侶們遵守清規戒律，提高佛學修養。受天皇之命，尋找中國高僧的日本使者慕名找到了鑒真大師，邀請他和他的弟子東渡日本，講經傳道。誰知天不遂人願，鑒真大師出訪日本的旅程一波三折，前後五次東渡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夭折。但鑒真大師並沒有放棄，並且他矢志不渝宣揚佛法的精神感動了中日朝野，唐明皇李隆基也對他贊賞有加。鑒真大師66歲時，已經雙目失明，但他毅然登上遣唐使歸國的大船，東渡抵達日本。為了東渡傳授佛法，他曆經12載，做了6次努力，夙願才得以達成。

鑒真大師

鑒真大師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在這十年間他勤勤懇懇，孜孜不倦地工作，以他豐富的知識和深厚的佛教底蘊，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鑒真大師在中日邦交史上是一個赫然顯要的人物，他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足為後世的楷模。日本至今稱他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律宗太祖”等。千百年來，鑒真大師以中日友好大使的形象永駐中日兩國人民心中。

（三）中國航海史上的明珠——鄭和

鄭和下西洋，這場發生在公元15世紀初的航海盛事，以其規模之龐大、航跡之廣遠而載入史冊，蜚聲於今，是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

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成功奪取皇位，成為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成祖。作為其積極對外政策的一環，朱棣首先籌劃進行的便是向海外諸國派遣使節，其目的在於“耀兵異域，示中華之富強”，藉以樹立中國在海外諸國中的威望，並進而發展與海外國家的友好關系和經濟往來，以“共享太平之福”。朱棣所開展的海外邦交活動主要是通過派遣鄭和使團下西洋來付諸實現的。

下西洋的籌備工作於永樂二年（1404年）開始實施，在福建等地建造巨船，在閩、浙等地招募水手。曆時一年多的時間，待一切准備就緒，朱棣詔令出使。一支由鄭和統領，二萬七千餘人組成的使團，駕駛著十餘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只（長44丈，寬18丈），浩浩蕩蕩從蘇州劉家港起航，停靠福建長樂太平港，於十月後乘著東北信風揚帆出海，揭開了這場七下西洋大航海的帷幕。

這支堪稱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從福建五虎門出發，沿印度支那半島而下，過渤泥島西側，順風航行二十晝夜，抵達爪哇，而後向西穿過邦加海峽，抵達舊港，之後取道西北航路，訪問滿剌加、阿魯、蘇門答臘，再向西航行達到錫蘭島，最後到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古裏（今科則科特）。完成使命的鄭和於公元1407年6月返航歸國，隨船同來的還有爪哇、滿剌加、蘇門答臘、古裏等國的使節。

鄭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下西洋分別發生在永樂五年（1407年）和永樂七年（1409年），這兩次下西洋與第一次一樣，都是到達古裏即止，沒有航至更遠的地方。1411年鄭和歸國後，往返諸國均派遣使節朝貢，滿剌加國王更是親自訪問中國。

完成了三次遠航的鄭和，後來又接受了新的使命，朱棣命他出訪印度洋以西諸國。從此，鄭和的航海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公元1413年冬和公元1417年秋，鄭和的船隊開啟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下西洋之旅。船隊到達蘇門答臘後，分隊行進，主航隊越過阿拉伯海，抵達波斯灣要塞忽魯謨斯；分航隊則朝著印度洋向西，駛向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普剌哇、麻林，接著北上抵達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剌撒、祖法兒，再到達忽魯謨斯，之後繞印度洋沿岸各國返航。這兩次航行的範圍擴大到了阿拉伯半島以及非洲東岸，途經各國紛紛派遣使者入華朝貢。

鄭和下西洋（剪紙）

鄭和的第六次航行於公元1421年正月開始。但此次航行的時間很短，次年鄭和率領的主航隊便返航回國了，由李興、周滿指揮的分航隊於1423年夏回國。1425年，明成祖朱棣駕崩，繼位的明宣宗於宣德五年（1430年）再次派遣年逾花甲的鄭和出洋，這是鄭和的第七次下西洋之旅，也是其最後一次率隊出航。公元1431年冬，鄭和的船隊出五虎門，出使國家20餘個，其中以洪保為指揮官的分航隊還訪問了伊斯蘭教聖地——麥加。當鄭和完成出使任務，從忽魯謨斯返航途中，不幸染疾，在古裏病逝，遠葬於爪哇的三寶壟。

從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遍訪亞非三十餘國，航跡遍布東南亞、印度洋、波斯灣、紅海、非洲東岸的廣闊海域。鄭和所完成的航海事業不僅是中國航海史上波瀾壯闊的一筆，更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航海活動。鄭和下西洋是成功的，在明代實行海禁政策的不利條件下，它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將中華文明遠播他鄉，海上絲綢之路也再度呈現盛極一時的景象。鄭和把畢生精力貢獻於航海事業，人民贊譽他為“海的兒子”,他當之無愧。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歷史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貢獻是多方面的，它在促進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經貿繁榮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向外傳播了中國種桑養蠶和絲綢織造的技術，提升和美化了世界人民的生活質量，促進了世界絲織工業的發展。

其次，海上絲綢之路還把中國的瓷器和四大發明傳播到了世界各地。中國的瓷器傳入國外後，改變了國外人民原始用餐的習慣，美化和豐富了他們的飲食文化。四大發明的傳播，推進了人類歷史前進的步伐，對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再次，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將中國的文明傳播到了國外，也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帶回了中國，促進了文明的相互交融。

最後，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很多中國人遠渡重洋，留居海外，在當地婚嫁繁衍。他們一方面對當地的農業、商業、城市建設等方面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另一方面，作為華僑，他們心系祖國，也為中國的發展和建設出資助力。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史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的縮影，它承載著歷史，承載著每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如今，飄揚著龍旗的船隊已經成為歷史，一艘艘飄揚著五星紅旗，滿載著“中國制造”的巨輪正航行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這是歷史的延續和傳承，它必將繼往開來，發出更加耀眼奪目的光芒。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博士後）

（本文首刊於《東方文化》雜志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