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經濟發展迅速，因此文化繁榮，程朱理學對後世影響深遠

陽天解史

引言

兩宋時期的哲學思想是理學，代表人物是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歷史上稱程朱理學。

宋元時期的文化

二程認為：“理”為宇宙的本體，是先於一切事物而存在的，是可以離開物質獨立存在的。主張天地間只有一個理。
人與萬物混然一體，但人們之間是有差別的，每個人須盡到應負的責任方為合理。二程的主張是要人們安於現狀，遵守封建秩序，不應當有什麼改革的想法。

而朱熹學識過人，對儒家重要論著《孟子》、《大學》、《中庸》及《論語》皆作了注解闡釋工作。他通過對這些著作的注釋來闡明自己的哲學主張。他平時對學生的講話，被學生們輯為《朱子語類》，也表達了他的哲學思想。

朱熹認為：“理”是一切事物的基礎，是第一性的，切事物都遵循理而運行、變化。對於人而言，理就是性。性本是善的，一切封建道德是本性所具有的，但本性受了物質欲望的支配，作出違反封建道德的事來，就惡了。這種說法實際上是為封建秩序辯護，要人們安於現狀，不要反抗。朱熹的學說宣揚了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並受到統治階段的推崇，被認為是孔子和董仲舒之後對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最大的思想家。

宋元史學著作甚多，司馬光等歷19年寫成的《資治通鑒》，敘述了從戰國到五代1300多年的史事。寫作中除依據正史外，還參考了雜史、筆記、小說、文集、地方志等著作300多種。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分工各先寫各朝歷史，然後由他核實史料、刪減潤色成稿。所選史事要求證據分明、情理近實，有爭議或謬誤之事則另寫《通鑒考異》一書，說明其舍此取彼之理由。書的一部分草稿，堆滿了兩間房屋，有人翻閱過其中的篇章，竟沒有發現一個字寫得潦草，可見司馬光等人治學是多麼的謹嚴認真。

司馬光在他的《進書表》中說編寫此書的目的是為封建統治者提供統治人民的經驗，因此重在記述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事跡，也搜集了歷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與社會經濟發展的有關資料，所以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定書名為《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取材廣泛，敘事清晰，文筆生動，為後代治史者視為典範。在它的影響下產生了不少史著。主要有李燾著《續資治通鑒長篇》，記述北宋歷史；李心傳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敘述南宋高宗時期的歷史；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介紹了北宋徽宗、欽宗及南宋高宗三朝與金國和戰的關系。

南宋的袁樞創作了紀事本末的史書體裁。他的《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按事件和主題，把《資治通鑒》二書中分散的史實拉通敘述，這就避免了編年體體裁史書中記載零散、互不關聯的缺點，有利於讀者集中和全面地認識歷史事件。紀事本末體開創了著史的新途徑，這對後來的史書寫作影響非常大。

這一時期重要史著尚有馬端臨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文獻通考》及鄭樵重在講述古代文化各個方面的《通志》。詞，又稱長短句，便於演唱。詞興於五代，盛在兩宋。據近人唐圭璋《全宋詞》所載，詞人有1300餘，作品近2萬首。

宋代由於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不僅打破了城市的坊、市界限，大城市還有夜市。欣賞歌伎舞女已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不再只是貴族官僚豪富人家的享受了。
由於市民隊伍的擴大，城市中都有勾欄瓦舍，歌樓酒館。這就使得唐末五代以來那些描寫男女愛戀之情和家庭悲歡離合的詞有了更大的市場。北宋前期詞人柳永，一生落魄，性格灑脫，喜歡與民間藝人和歌女交往。其作品多寫都市生活，並有許多出色的抒情詞句廣為流傳。當時人說：“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宋朝人還把柳永的詞和蘇軾的詞加以比較，說：柳詞只宜讓十七八歲的女郎，手持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蘇軾的詞，必由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蘇軾對詞的發展有突出貢獻。他的詩、詞、文皆有名，詞作有300多首。他沖破了詞只表達兒女情長之類的傳統界限，主張無意不可人詞，無事不可填詞，擴大了詞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在風格上豪邁奔放，雄渾有力，給詞注入了強勁的生命力，對後世影響很大。如《念怒嬌·赤壁懷古》，氣勢磅礴，令人氣壯。

女詞人李清照的詞婉約清新，感情真摯。她只是隨手拈來一些日常口語，度入音律，煉句既精巧，又自然，表情達意卻能曲盡其妙。如她一首詞，描寫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見到生人來的情景：“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中年以後，金軍南下，她流亡到南方，受盡顛沛流離之苦。不久，志趣相同的丈夫病逝，又給她很大打擊。國家的變亂，身世的飄零，都在她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她對南宋統治者貪圖苟安，極為不滿，寫出了傳世名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辛棄疾繼蘇軾之後，把詞的豪放風格發揚光大。辛富文才，有武略，年輕時參加北方抗金鬥爭，到南方後，胸懷收複失地的壯志。他的詞慷慨豪放，振聾發聵，既唱出了一個愛國志士在民族危難中的奮發激越情懷，又流露出對祖國山河分裂的悲痛。

陸遊生活在宋金對峙之際，渴望南北統一，臨終時寫的《示兒》詩，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情懷：“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他的詩波瀾壯闊，感情充沛。創作力特別旺盛，留傳至今有詩9000多首，是我國古代作品最多的詩人。除了寫詩，他還擊劍，看兵書，期望有朝一日為收複失地建功立業。抱負雖然未能實現，他的雄心卻直死不減。“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宋代的散文明目曉暢，能夠明確表達思想和反映現實生活。最有成就的是歐陽修。他強調文章要有內容，文字要平易樸素。歐陽修幼年喪父，家境貧困。母親用蘆稈在地上劃字，教他識字。他很刻苦，後來成為名滿天下的文學家。一生寫了大量優美的詩文，《醉翁亭記》是他的有名的代表作。成名以後的歐陽修，極力扶持後輩，曾鞏、蘇軾、王安石等，都得到過他的提攜和指點。北宋的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在散文創作上也很有成就。他們和歐陽修，再加上唐朝的韓愈和柳宗元，被後人合稱為“唐宋八大家”。宋和金的城市劇院裏，已經有滑稽戲、歌舞戲、說唱戲等各種戲劇演出。

元朝時候，戲劇空前發達，出現了元雜劇。元雜劇把音樂、歌舞、動作、念白等熔為一爐，是比較成熟的戲劇形式。元朝還有一種歌詞，稱為散曲。元雜劇和散曲合稱元曲。元朝劇作家人才輩出。據朱權《大和正音譜》說，劇作有535部，名作家79人。關漢卿是其中最優秀的一位。一生創作了大量作品，留傳至今的有十多種。關漢卿作過元太醫院尹，長期生活在大都。了解人民疾苦，熟悉民間語言，這為他的作品注入了活力。關漢卿常與藝人來往，甚至親自登台演出。那時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極為尖銳，廣大城鄉居民在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下痛苦呻吟，這種社會環境又給其創作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元政府規定“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但他從不對黑暗勢力妥協，對受壓迫的人民，尤其是備受淩辱的婦女深表同情。他在一首散曲中，說：“我是個蒸不爛、搥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碗豆”。《竇娥冤》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描寫一個名叫竇娥的年輕婦女，受到無賴的陷害，反而被受賄的官吏判處死刑。

竇娥的冤情無處伸張，臨死時發出誓願：自己的鮮血要濺在刑場旗杆的白練上，六月天飄起漫天大雪。關漢卿用浪漫主義手法，讓竇娥的誓願實現，憤怒地鞭撻了黑暗勢力。

結語

與關漢卿同時的王實甫，也是優秀的劇作家。他寫的《西廂記》被譽“天下奪魁”之作。《西廂記》寫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他倆在潑辣、機智的丫環紅娘的幫助下，沖破鶯鶯母親的束縛，終於結合。《西廂記》批判了封建禮教，贊頌青年男女爭取愛情的鬥爭，深受人民喜愛。幾百年來，已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