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車解讀
發布於：四川省
薈萃了商鞅專制思想精華的《商君書》真是一本能夠令人眼界大開的傑作，才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能夠把專制主義的管制方式從理論到實踐完完整整地講了一遍，其間充滿了腦洞清奇的真知灼見，從中也可以窺見商君對於人性的深刻理解，只要大家覺得自己的神經還足夠粗大，就不妨開卷獲益一下，這裏面可是充滿著帝王之氣味的，還是周星馳的電影《九品芝麻官》裏面的男豬拿著條同治皇帝的內褲時所念的台詞形容得妥帖：“聞一聞，醒腦又提神，索一索，舒筋又活絡。”
不管這本達到了專制主義巔峰之神作《商君書》有多大的比例是商鞅本人親自所寫，但至少可以代表了他的專制主義的觀點。至今還有很多人商鞅的腦殘粉認為，中國歷史的悲哀，在於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其實，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後法家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薪火不絕地傳到了歷代各朝的專制君主的腦袋裏面，那些專制的帝王們其實一直在用“外儒內法”的政治運作方式來掌握著中國歷史的命運。只是，直到專制主義行將就木，那些專制的統治者們都沒有為商鞅建哪怕一座的文廟，他們可是欠了商鞅很巨的一份重債。
商鞅，是一個與“庶”字很有緣分的人，他母親是衛國國王的姬妾，雖說從小就有條件接受通識教育，但因為是庶子，在宮鬥劇裏面，其身份是比較低級的那種，有點像紅樓夢裏面的賈環，這種背景出身的人往往爭寵心理夠強，為人夠狠，做事夠拼，發力夠猛。商鞅從小就對法律、法規、法度這一類東西非常著迷，他學有初成後到魏國去發展，開始在時任國相的公叔痤那裏做中庶子（相當於現在的秘書）。後來，商鞅瞧准機會就跳槽到秦國去了。
秦孝公從來就不是一個仁德的君王，我們不知道在他的政治目的裏，有沒有為後世奠定百世不朽的基業的打算，我們只知道他非常想趁自己在世的時候能夠在政治上狠狠地爽上一把。當把秦孝公的政治意圖摸透了之後，在宮鬥氛圍長大且腦袋瓜非常活絡的商鞅的心中立刻湧上了無數的妙策，借著數次與秦孝公交流的機會，他把這些腦洞清奇的包袱逐個抖出來，讓秦孝公把他引為知己，其後兩人連續攀談了好幾天，談的無非是一些如何加強君主專制的神奇主意。
在得到了急功近利的秦孝公的賞識之後，商鞅一下子就跳到了左庶長這個位高權重的位置，雖說左庶長的這個職位已經遠遠超越了他以往的那些帶著“庶”字的官職，但是，在至高無上的王權面前，卻永遠都只是個“庶”。要徹底擺脫掉這個“庶”字，就只能繼續緊緊地抱住王權的大腿不放，說得更直接一點，就是要不斷地符合秦孝公的高要求。
商鞅未必天生就喜歡當專制者的禦用工具，但是他那種天生的敏感體質根本不能抵抗作為專制工具的那種致命的快感。不知道商鞅除了庶子情結之外還有沒有斷背情結，腐女們可以在這個方向深挖一下。總而言之，為了報答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實乾能力超強的商鞅可以說是非常賣力地為秦孝公謀利益，甚至到了可以把天下人的福祉都作為幫助秦孝公實現其政治理想的祭品的地步，這要有多深的愛才能做到啊！
商君治國之術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然後戰勝他國，最後一統天下。在他看來，國家只要一種“民”，那就是耕戰之民，即平時耕田，戰時攻敵的人民。其他各行各業的人都是危害國家的“虱子”，國家不應該容忍他們存在。
要達到這個目的，商鞅認為需要全面壟斷、控制和調動社會資源，建立出一個社會生活極其單調的一元化社會，使得整個社會結構絕對的單一化、垂直化，並可以由一個中央政府完全控制，這樣，整個國家就能被打造成為一部能夠滿足對外擴張掠奪目的的戰爭機器。商鞅專制思想的具體的做法是：
一、全民農戰，萎縮百業。
二、思想控制，愚民“勝民”。
商鞅認為，要通過稅收政策和雇工政策把以商業為代表的各行各業進行全面打壓，迫使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全面轉到農業，政府則要建立糧食統購制度，把農業從業者的收入控制到僅能果腹。
商鞅的這種農戰思想放在今天的這個開放社會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我們也不必擔心這種荒謬的政策會死灰複燃，因此，也不必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唯有商君的弱民之術，卻經常在人們不經意的時候就冒出點苗頭來，令人防不勝防。因此，重讀一下商君的弱民之術，也算是為自己打個預防針，其功效絕對比長生生物的主打產品要強很多。
自有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有一種心理疾病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這種心理疾病才由於一個刑事案件而被重視起來，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syndrome），又被稱為人質情結。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裏，突然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們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後，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並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裏。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准備。然而，當離開保管庫後，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後甚至拒絕提供不利於綁匪的證詞。更為神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因此際遇而愛上了其中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要嫁給他。
這種匪夷所思的情況就連心理學專家也懵逼了，根本沒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只好將它病理化。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簡而言之，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的演講中，分析出人類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條件。
（一）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二）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三）控制人質的信息來源和思想。
（四）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在上述四個條件都獲得滿足的情況下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楊景端博士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甚至整個國家。
我們不妨試著對照商鞅變法的實施過程，來分析一下當時的做法是否符合上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形成條件：
（一）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去強第四》）
翻譯成白話就是：運用強民的辦法來清除不服從法令的民眾，國家會被削弱；運用刑罰使民眾聽話等措施來清除不服從法令的民眾，國家就會強大。
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境內第十九》）
翻譯成白話就是：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
商鞅這樣搞的目的正是威脅人民：“如果不服從制度和法令，你的生命就會從此失去”。為禁止私鬥，商鞅曾在渭水邊實施恐怖主義手段，殺死七百餘人，以致“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面臨暴力的強權，只有低頭屈服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就是源於本能反應，商鞅對於這一心理學的特點認識得很充分，他的這種鎮壓手段對違法者的生命威脅是實實在在的，其殺千警萬的鎮怖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
（二）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第二十》）
翻譯成白話就是：人民地位卑弱就會崇尚爵位，怯弱就會尊敬官吏；貧窮就重視賞賜。朝廷用刑法統治人民，人民就樂為的用；用賞賜來獎勵戰爭，人民就會輕視死亡。
商鞅對人民進行嚴苛的統治與管理，是希望從中榨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讓他們去死。因此，他建立建立糧食統購制度，根據不同年份的收成，決定每畝收多少稅，不管豐年災年，讓農民能夠一直勉強處於溫飽線上。這就符合“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的條件。如果能夠保證這些小恩小惠的切實執行，底層的人民通常都是甘願做一個標准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而不會反抗國家這個巨大無比的“綁匪”的。
（三）控制人質的信息來源和思想。
商鞅說過：“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党、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賞刑第十七》）
翻譯成白話就是：所說的統一教化，是指那些見聞廣博，聰慧而富有辯才的人，所謂的誠實廉潔、精通禮制音樂、有道德修養、結成朋党、保舉信譽、顛倒黑白的人，不能因為這個而富貴，不能因這個本事而評論法令刑罰，不能因為這個獨自創立私人的學說，並用私人學說向君主陳述自己的思想。對那些頑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對那些鋒芒畢露的要挫敗他。
這條白紙黑字的，也就不必多加解釋了。
（四）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商鞅搞戶籍制度，置伍什之制，行連坐之法，倡告發之風，讓居民們互相糾察，互相監視。若告發奸人，予以重賞；不告發奸人，加以重罰，什伍之內，一人有罪，他人連帶有罪；如在戰爭中不勇敢，本人處死，父母、兄弟、妻子連坐。
作為秦國的老百姓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反抗，結果是被體制一槍斃命；要麼自覺適應統治者的要求，培養成順民，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商鞅變法的初期，民眾最初就表現出驚恐和不適應，接著出現了局部的、微弱的試探性反抗，後來發展到太子被攛掇出來帶頭反抗，但還是被強行鎮壓下去了。看到反抗無效，那些反對變法的大部分大臣和民眾只能傾向於默認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習慣被挾持的現實，完全依賴於統治者，甚至崇拜起這些挾持自己的統治者。據說一些之前曾經指責新法的好事之人，在商鞅變法成功後又重返櫟陽，大唱新法的贊歌，意圖通過獻媚而得到好處。
況且，商鞅為了增強專制的基礎，制定了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向那些願意死戰的人提供上升的通道，他也向那些檢舉揭發奸人的人予以重賞，使得那些被綁架的人民除了當一個俯首帖耳的農民之外，還有一條可以徹底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那就是變成戰爭機器的一部分，通過殺死敵國的士兵來獲得統治者的承認，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有機會從被專制者變成專制者的一分子。
當民眾適應了被綁架，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專制與被專制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以暴力為主的還是以教化為主的，總之，只要被專制的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就會重新進入平衡狀態。
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他做什麼，他才會做什麼。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人也是動物，因此就有被馴養的可能，在強大的專制機器面前，人自然也逃不出這個藩籬，就算是最殘暴的專制者因故死去，這個無形的思想的桎梏也已經鐫刻在被專制者的腦袋中了。
有人可能會認為，雖然商鞅被殺死了，但商君之法仍被繼續被沿用，這就足以說明商鞅之法就是好的，其實這種看法大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