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百年史說
發布於：天津市
沙定洲覆滅了，沐天波、楊畏知等人也加入了孫可望政權，雖然是暫時的，但無論如何，雲南要安生好長一段時間了。
實際上，早在沙定洲被處死的第二年元宵節，省城昆明就出現了如此的景象“己醜（1649年）元宵，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仿佛仍在太平之世，哪怕最後到永歷朝廷覆亡前夕的1658年，雲南依舊是“兵民忙忙過歲，戊戌元宵仍放燈火花炮，甚似太平”，也就是說，從1649年到1658年，雲南人民度過了十年相當愜意（相比於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生活。
正如前文所說，雖然大西軍再進入雲南之初，實行了非常嚴酷的統治，掠奪人民的窖藏的糧食，甚至於屠宰牲畜作為軍糧，甚至於進行了3到4次的屠城，但至少在發動對於沙定洲政權的決戰之前，大西軍的軍紀是有明顯好轉的，李定國圍攻佴革龍老寨期間，曾經在省城昆明大量雇傭民夫搬運糧草以及輜重，並且給予豐厚的賞銀，然後夫役們樂於搬運而不知勞苦，當然啦，老百姓這麼願意給大西軍乾活，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給的錢多，但是這裏也反映出雙方的關系實際上是在逐漸緩和的。
沙定洲覆滅之後，雲南迎來了短暫的安寧。孫可望等大西軍頭目也開始了對於雲南的治理。首先，嚴明軍紀，嚴禁軍隊騷擾百姓，乾擾正常的生產生活，對於犯罪官兵嚴懲不貸。當然了，亂世之中之所以存在弗蘭肯斯坦式或者是左良玉式的蝗蟲軍隊，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軍隊自身的建設不夠，不要說武器裝備，連士兵自身的口糧都無法滿足，那自然是走到哪，哪就遭殃。而在雲南之大西軍，在消滅沙定洲殘餘勢力的進軍過程中，做生意的平民就在軍隊經過的道路旁擺攤，有賣酒賣肉之人，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有士兵膽敢“吃瓜不給錢”苦主必須立刻上報軍官，嚴懲肇事士兵，如果苦主不上報，那麼也會被連坐。如此嚴明的軍紀，相比於崇禎年間的各路流寇以及同時代的明清兩軍，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孫可望時代的大西軍的軍隊建設，在明末絕對是首屈一指的。早在佴革龍老寨決戰之前，孫可望就設軍器制造局，把工匠全部招入局中，如果有士兵的盔甲冷兵器或者火器損壞，寫明自己的營頭隊伍以及姓名，三天之後便將損壞之武器盔甲修好。同時，給士兵的家眷每人發一禦寒之袍，沒有家眷的士兵可以領到一件禦寒之袍，大帽一頂，鞋襪各一雙。對於土地，則是將雲南府屬土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畝歲納穀一石二鬥”派人“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其剝削情況大概是官四民六。
但總體來說，農民的負擔還是很沉重的，但在明朝以及封建社會的其他時代，重要的問題在於，官家在理論上如何農業分配收獲的成果，比如，在理論上是“官三民七”，可問題是官府未必能征收到三成，而絕大多數的自耕農也未必能保住自己剩下的糧食。但孫可望政權保持了一個相對沉重的剝削比例，卻仍能讓大多數人滿意，除了之前沐氏以及沙定洲的統治過於慘不忍睹之外，還有就是孫可望政權自身的行政效率。貪婪害民者，只要發現立刻就被處決，比如姚安知府謝儀“貪酷”，孫可望派人前去捉拿，將其在官署前斬首，各地貪官汙吏噤若寒蟬。
同時，孫可望開廣開言路，設立登聞鼓，如果各地的行政有不便於民者，接受意見之後立刻處置，地方的紳士軍民均可進言，哪怕進言者的言論荒誕可笑，也絕不追究罪責。多管齊下，保證了孫可望政權在雲南的行政效率，保證了分配的相對均勻，這比原先明朝沐氏統治期間吏治腐敗，土地兼並嚴重，人民的反抗日益激烈的窘境強了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