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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哥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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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兩個超級大工程,一個是秦朝的萬裏長城,一個是隋朝的大運河。
不過,長城和大運河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在前人築長城修運河的基礎上,秦朝和隋朝,成為這兩個大工程的集大成者。
早在戰國時期,毗鄰草原的燕國、趙國、秦國為了抵禦草原部族,便修建了短距離長城,我們山西老家那邊,至今還保留著一段趙長城,建在層巒疊嶂的野山上,周圍除了雜草什麼都沒有。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要守護的邊境線更寬廣了,便征發民夫,在燕、趙、秦國長城的基礎上,重新規劃地理路線,修建不足的,舍棄無用的,最終修成綿延萬裏的秦長城。
大運河也一樣。
早在西周時期,吳國為了灌溉農田促進生產力,溝通國內各地的聯系,以及抵禦北方諸侯可能的入侵,便利用水網縱橫的自然條件,在蘇州和無錫之間挖了一條運河,全場28公裏。
春秋時期,楚國大臣伍子胥投奔吳國,攛掇吳王闔閭討伐楚國,正好吳王闔閭有爭霸的野心,便和伍子胥一拍即合,常年累月的為伐楚做准備。
要打仗,就要保證後勤運輸。
於是吳王闔閭征發民夫,修建了一條東西向的運河,溝通太湖水域和蕪湖水域,把吳國到楚國的距離縮短了一半。
有了運河的助攻,“吳楚戰爭”中吳國一戰而勝,伍子胥和孫武帶兵攻入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屍骨挖出來抽了三百鞭子,報了父兄之仇,而吳國也成為春秋列國的霸主。
後來吳王闔閭在討伐越國時死去,繼位的吳王夫差為了複仇,也為了重新北上爭霸,便挖掘了一條運河,從蘇州出發經過無錫、常州、鎮江進入長江,再沿江而上直抵揚州,全長170公裏。
就這樣,從春秋戰國到秦漢魏晉,江南不斷的挖掘新運河、疏浚舊運河,逐漸形成縱橫交錯的水路運輸網。
河北也差不多,由於諸侯和軍閥們常年打仗,不斷的挖運河輸送糧草和兵力,導致河北地區也有了縱橫交錯的水路運輸網。
曹操就挖掘了白溝,把淇水和滹沱河連接起來,挖掘了平虜渠,把滹沱河和泒水連接起來,此外還有泉州渠、新河、漕渠等等。
曹丕代漢以後,重臣賈逵開了賈侯渠,鄧艾開了廣漕渠,史書記載:“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黃河和長江流域之間,就有了大量的人工運河。
到了隋朝,中國從關東、關西、江南的三足鼎立重新歸於一統,為了打造真正的全國一盤棋,以及溝通三個地理板塊的政治經濟聯系,隋煬帝楊廣做了和秦始皇類似的工作。
從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隋煬帝陸續征發數百萬人,開通了通濟渠、邗溝、永濟渠和江南運河,把近千年挖掘出來的人工運河和自然水系連通起來,形成運河版的車同軌。
不過和秦朝一樣,隋煬帝修大運河時濫用民力,人民群眾非常不滿意,再加上大運河修成以後運輸物資很方便,也在客觀上助長了隋煬帝征討高句麗的野心。
在民間怨聲載道、外戰一敗塗地的背景下,朝廷貴族們看到“彼可取而代之”的希望,便和民間起義軍合流,推翻了“為國不為民”的隋朝。
雖然秦朝和隋朝都是二世而亡,但它們留下的兩個超級大工程,卻造福了中國千餘年。
秦朝以後,萬裏長城的沿線出現了大量軍鎮,在力所能及的最大範圍內,擋住了草原遊牧部族的侵略,守護著中原的安寧。
而在隋朝以後,大運河直接造成了中國南北的經濟大發展,以及運河兩岸的一系列城市崛起。

二、
大運河最大的功能是交通運輸。
長三角原本就是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的地方,千年來經過吳越和六朝的開發治理,隋唐的時期經濟已經比較發達了。
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以後,更是直接把長三角和關中、河南、河北這些傳統經濟重心聯系起來,讓長三角有了持續抽血的能力。
結果就是,長三角的人口爆炸式增長。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淮南道只有9.1萬戶、40萬口,江南道是38.8萬戶、93.6萬口,到了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淮南道便有38萬戶、227萬口,江南道有172萬戶、1049萬口,兩道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將近四分之一。
這些增長的人口,一部分是土生土長的,另一部分就是通過大運河遷徙定居的。

人口眾多,意味著勞動力充沛,於是長三角的農業經濟如虎添翼,產出大量的糧食,成為唐朝新崛起的經濟重地,以至於宰相劉晏都說:“江南必多積穀。”
而且在人口和糧食加持下,長三角的紡織、木材、礦產、典當等行業也逐步發展起來,他們利用縱橫交錯的水網,運輸販賣各自的貨物,導致貨幣和物資快速流動。
這意味著長三角有了相當繁榮的市場經濟。
就這樣發展了百餘年,長三角的經濟總量便可以比肩甚至超過關中。
“安史之亂”後,唐朝失去了河北的錢糧物資,有大運河和江漢漕運溝通的長三角,便成為唐朝的造血庫,維持著唐朝運轉了150多年。
北方人口南下,促進了長三角的經濟,長三角又輸出錢糧物資,供養了北方的政權。
這一來一去,幕後推手就是大運河。
晚唐時,隨著中央政權的衰落,以及長三角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很多大城市甚至出現了夜市,燈火通明晝夜不息。
唐朝原本有宵禁和坊市規定,要求在固定的地方交易,時間一到必須結束交易回家睡覺。夜市的出現,意味著繁榮的市場經濟,已經沖破了制度的約束,開始重塑社會生態。
這背後,同樣是溝通南北、飄蕩著金錢味道的大運河。
大運河不僅繁榮了長三角的經濟,還造成了一系列城市的崛起。
杭州是座偏遠城市,隋唐以前名不見經傳,但隨著大運河的開通,杭州做為大運河的最南端,很快成為“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的著名商業大城市。
揚州做為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匯點,占盡了地理優勢,成為唐朝的外貿港口,不僅是唐朝出口貨物的集散地,也是外國商船進入唐朝的中轉站。
這種城市和現在的上海差不多,張祜就在詩裏寫到:
“十裏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春風十裏,遍地生金,佳人美酒,多誘人啊。

北方吃到大運河紅利的是洛陽和開封。
周朝建造洛陽,目的是做為鎬京在關東地區的延申,用來監管殷商貴族以及彈壓關東諸侯,軍事屬性非常明顯。此後秦漢定都長安,洛陽也承擔了相當重的軍事職能。
但隨著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洛陽成為南北兩段運河的交匯點,也是河北和江南物資的集散地,於是洛陽在軍事職能之外,有了更多是經濟職能。
正因為如此,隋煬帝便定洛陽為東都,常年賴在洛陽,不願意回長安,並多次在洛陽召見外國使臣。
進入唐朝,唐高宗李治再次改洛陽為東都,經常和武則天到洛陽“就食”,武則天稱帝以後,更是改洛陽為神都,直接做為武周王朝的都城。
他們這麼做,目的便是就近接收洛陽的錢糧物資。
到了唐朝末年,由於河朔藩鎮割據自雄,對朝廷來說,大運河北段的永濟渠失去了運輸功能,開封做為大運河南段通濟渠的中轉樞紐,便顯得格外重要。
那些從江南運輸而來的錢糧物資,都必須在開封走一遍,再運到洛陽。
於是開封成為商品物資的集散地,再加上河南的農業、中原的人物,開封迅速從河南的地域性城市,成為全國性大城市,甚至有了做首都的資格。
宋朝時趙匡胤想遷都洛陽,再遷都到長安,但是大臣們不願意。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開封是大運河的中轉樞紐,比長安和洛陽更容易獲得江南的錢糧物資。
趙匡胤知道眾意不可違,從此便有了那個“八荒爭湊、萬國鹹通”的東京汴梁。
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朝定都開封,其實是楊廣和武則天“逃離長安”的升級版。

三、
宋朝定都開封,方便得到長三角的錢糧物資,但遼國和西夏卻在東北、西北時刻威脅宋朝的安全,這意味著宋朝的經濟重心(江南)、政治重心(開封)、軍事重心(燕雲和寧夏)是完全分離的。
那麼宋朝的冗兵、冗費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宋朝滅亡以後,元明清定都北京,把軍事重心和政治重心結合在一起,既能節制沿邊士馬,又能節省一筆軍費開支,修正了宋朝的bug。
而為了溝通經濟重心,流經河南的隋唐大運河,便被改為流經山東的京杭大運河。
這樣一來,大運河直接給軍政重心輸血,正式形成北方士馬、南方錢糧的格局。
隨著大運河的東移,大批城市也迎來命運的大轉折。
首先是洛陽、開封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大運河不再流經河南,那麼洛陽和開封便失去物資集散地的經濟功能,而且都城不在長安,洛陽也失去彈壓關東諸侯的軍事功能,於是洛陽和開封失去全國性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回歸到河南的地域性城市。
其次是京杭大運河流經的一系列東部城市崛起。
明清時期,為了保證錢糧物資能順利輸送到北京,朝廷專門設立了“漕兵”來保護運河,並允許他們在每艘船攜帶60石土特產,到其他城市販賣,以此來補貼他們的收入。
而每年在大運河上航行的漕船,可以達到一萬多艘,這麼一算,大運河上的免稅土特產,每年都有60萬石以上。
於是呢,漕船從南向北的時候,裝了錢糧物資和大量南方土特產,沿途販賣獲得巨額利潤之後,然後采購北方的土特產,再裝滿漕船運回南方,賺取第二筆利潤。
在這個過程中,漕船上的水手們要吃飯、穿衣、住宿吧,憋的時間長了還要到煙花柳巷裏逛一逛,做這些事情都要花錢,自然就帶動了沿途城市的就業和經濟。
結果就是,大運河沿岸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資源,越來越繁榮。

臨清是山東聊城管轄的縣級市,但在明清時期,由於“國家漕運江南四百萬,寄徑於山東漕河一線”,臨清憑借緊鄰大運河的地位,成為華北最大的棉布和糧食集散地,據說常年定居臨清的人口有百餘萬,號稱“繁華壓兩京,富庶甲齊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