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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說史
發布於：天津市
傳說中，大禹憑借出色的治水功績獲封為夏王朝開國君主。然而，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增多，這一廣為流傳的說法卻日漸動搖。一系列新的考古證據顯示，在堯舜時代之後的200多年裏，中原地區並非一片安寧，反而經歷了動蕩的大遷徙和族群混戰。夏朝的真正建立似乎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那麼，真相究竟如何？歷史的面紗又將如何被揭開？
一. 考古發現的矛盾
在探尋夏朝建立的考古線索時，研究者發現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矛盾。一方面，有一處名為二裏頭的遺址被認定為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遺存，其上限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然而根據《竹書紀年》等史書記載，夏朝的國運長達471年之久，這意味著夏朝的建立年代應遠早於公元前1750年。
另一方面，在陝西省境內的陶寺遺址又為夏朝的建立時間提供了佐證。這座規模浩大的古城遺址，不僅地望與史書記載的＂堯都平陽＂相吻合，而且其碳14測定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距夏朝的消亡年代約有四五百年之遙，與夏朝在位逾四百年的記載相符。
面對這兩處關鍵遺址年代的巨大差異，考古學家們陷入了困境。如果二裏頭文化的年代上限就是夏朝的開端，那陶寺遺址又怎會成為堯舜時代的遺存？反之，如果陶寺遺址真是夏朝前身，那二裏頭文化和二裏頭文化之間又出現了將近200年的空白期，夏朝的建立過程到底是怎樣的？
在這個矛盾難解的節點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對陶寺遺址的定性是＂與堯都契合＂。但仍有學者對此質疑，認為陶寺過於宏大，實在難以跟堯舜時代的＂禪讓之治＂相銜接。
無獨有偶，河南地區各處與二裏頭文化存在明顯繼承關系的遺址中，人口規模和城市化程度也相對較低，如新砦文化遺址僅局限於鄭州新密一隅。相較之下，二裏頭文化的面積和城市規模陡然擴大，有著坐鎮洛陽、輻射晉冀魯豫的廣闊疆域。
種種矛盾現象環環相扣，昭示著從陶寺時代到二裏頭文化崛起期間，必然發生過一些重大的歷史變遷。那麼，這一時期內到底發生了什麼？夏朝的確立過程又是怎樣的？讓我們繼續追溯，見證歷史的真相被一點點揭開。
二. 氣候異常引發大遷徙
時間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前後，華夏大地上正上演著一場巨大的人口遷移運動。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吳文祥的研究顯示，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遭遇了新仙女木事件以來最為寒冷的一次降溫過程，黃河流域更是洪水頻發。
這場持續百年的極寒事件，給中原乃至整個華夏大地帶來了巨大沖擊。最先感受寒流侵襲的，是生活在內蒙古中部和山西中部一帶的老虎山文化群體。為了尋求更適宜的生存環境，他們不得不舉家南遷。
隨著北方部落的大規模南下，曾經位於山西臨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很快便遭到了重創。陶寺遺址晚期出現了屠城毀墓的慘狀，大量屬於老虎山文化的雙鋬鬲器物被發現。這無疑證實了，當年正是北方遊牧部落在南下時，摧毀了陶寺文化的繁華。
而在遠離陶寺幾千裏之外的陝西寶雞，當地的客省莊文化（陝西龍山文化）亦在這一時期突然消失了。緊接著，原本以甘肅為中心的齊家文化群體開始了向東南遷徙的步伐。洛陽盆地隨之出現了齊家文化典型器物——束頸圓腹罐，預示著外來移民的到來。
一場波及中原及其周邊地區的大遷徙就此拉開序幕。各族群為了在更適宜的地方謀求生存發展，不得不放棄祖輩生活了百年、千年的故土。然而，遷移的路途又豈是一帆風順？為了爭奪那些富庶的土地和資源，激烈的戰爭在所難免。
人跡所至，戰火必隨之而起。洛陽盆地雖然接納了齊家文化移民，但他們帶來的也不僅是陶器和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一柄鋒銳的斧刀和一付沉重的銅戚。此後，齊家文化在這裏所孕育出的二裏頭文化，環首刀、斧戚等部落武器無不反映了外來文化的影子。
生存，注定了這個時代命運多舛的一面。在繼續追溯夏朝建立的進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整個華夏大地都被卷入了這場曠日持久、驚心動魄的大遷徙和族群混戰之中。那麼，在這人禍加天災的動蕩時期，夏族文化的前身又將何去何從？他們的命運將如何與其他群體發生交集？讓我們拭目以待，見證這段空白期的歷史面紗逐一揭開。
三. 族群混戰與文化融合
氣候變遷引發的大規模遷徙，令中原地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動蕩時期。各族群之間為了爭奪生存資源而爆發的戰爭接連不斷，文化融合與沖突此起彼伏。
最早卷入這場浩劫的，是曾經輝煌一時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區域位於湖北天門，根據所處地域和呈現出的文化面貌，被考古專家判定其族群屬性為古三苗遺存。
然而，就在公元前2000年的這個關鍵時間點上，石家河文化遭遇了來自北方的王灣三期文化（龍山文化晚期）的瘋狂進攻。方圓千裏，原本繁榮的石家河文化陷落疆場，突然覆亡。這一過程，正與史書上所記載的＂大禹征伐三苗＂的事件若合符節。
與此同時，中原腹地已醞釀新的變局。廣袤的中原平原，從黃河中下遊直抵山東半島，曾經是夏族人的根據地。隨著氣候轉暖，這裏也成為了各路遷徙者的必爭之地。原本生活在河南洛陽一帶的夏族部落，在齊家文化東遷入主的影響下，被迫西遷至豫西地區。
在豫西偃師、鄭州一帶，齊家文化移民與當地的夏族漸漸發生了融合。這種融合，最早在考古遺存中呈現為二裏頭文化二期時的獨特面貌:既有齊家傳統的束頸圓腹罐，也有夏族的彩陶鳥形壺；既有齊家鐵刀，也有夏族銅斧。正是兩族文化在這一地區的融合，為日後二裏頭文化規模驟然擴張奠定了基礎。
然而，二裏頭文化發展到四期時，出現了罕見的斷裂。位於西北方向的三處軍事要塞型城邑—大師姑、望京樓和蒲城店遺址，突然遭到了摧毀。這三座城邑皆具有二裏頭文化的特征，但從廢墟中出土的陶器類型以及碳14年代，又與緊鄰其南的造律台文化遺存高度吻合。
這一現象引發了新的爭議:造律台文化到底是二裏頭文化的分支，還是另一種文化民族？它摧毀三座二裏頭文化要塞城的目的又是什麼？眾說紛紜之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預示著夏朝內部又出現了新的動蕩和分裂。
四. 百年內亂與夏王朝崛起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二裏頭文化形成後的內憂外患。而從這些內亂與外族介入的紛爭中，一個新興的統治集團逐漸浮現，為夏朝在中原大地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二裏頭文化自四期後便出現了斷層和內亂，背後隱藏著夏族內部的權力更迭。根據學者研究，這一時期的動蕩很可能源於後世稱為＂夏後啟＂的人物對夏王朝前身部落的奪權。
啟雖名不詳載，但史書中提到了他棄官另立別幟的做法頗有齟齬。所謂＂子孫作亂＂，啟的行為無疑加劇了部落內部的分裂；而所謂＂天下有治＂，啟的統治範圍也恰恰說明當時的夏族版圖已經相當龐大了。
不過，單單依靠一個部落族群是無法控制中原這麼廣大的地區的。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看到的，當時有著齊家文化入主洛陽、三苗勢力橫行南部、東夷族群在東部活動等等，二裏頭文化分支的勢力範圍被嚴重壓縮和削弱。
很顯然，單憑夏族一支力量是無法對抗周邊其他族群的聯盟的。於是，一個似乎來自外族的有力盟友成為了決定夏王朝前身部落能否奪取中原的關鍵。這支部落便是後世史稱＂有虞氏＂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