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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花開花開彼岸
發布於:天津市
蒙古建國後,於公元1219年至1260年的四十餘年時間,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建立起龐大的帝國,對世界歷史的影響極為深遠。蒙古帝國疆土之遼闊是史無前例的,憑借較少的軍隊,踏平了所有的敵人<1>,改變了整個亞歐的歷史,也促進了歐洲和近東的軍事革命。蒙古的西征,帶給西亞和東歐地區也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蒙古的鐵蹄征服了近300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堪稱是遊牧民族最輝煌的時期。<2>蒙古人認為,進行統治和征服活動是合乎"長生天<3>的意志"。在這樣的信念支撐下,一系列對外的戰爭就此展開。
1260年對西亞各族穆斯林的艾因·賈魯戰役失敗未計算在內。
↑蒙古滅亡南宋則不算在西征之內。
↑蒙古人信奉薩滿教,認為"長生天"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神。凡人的一切都是由"長生天的意志"安排,成吉思汗被看作"長生天的代表",平民都十分聽從他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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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征服的過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把當時發達的中華文明帶到了西方世界,如火藥、造紙術、印刷術、羅盤等傳播到西亞及歐洲,也把一部分的西方文明帶回了中國。但在蒙古帝國龐大的戰爭機器支配下,亞洲和東歐的歷史近乎改寫,探究蒙古征服擴張的地位與影響,是研究十三世紀世界歷史的重要的一環,無論是對於蒙古西征本身亦或是被征服地區的歷史演進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蒙古擴張征服的性質
美國學者斯塔德利阿諾斯在《全球通史》第三編“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開篇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中世紀的開始是亞歐大陸上的幾種大規模侵略擴張。(同古典時期一樣,中世紀也是以各種侵略拉開序幕的。)其中,突厥人和蒙古人將幾乎整個歐亞大陸上的文明連根拔起。“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個政權橫跨歐亞大陸——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蒙古的擴張過程,無論是外在的波及範圍還是內在的意義影響,都比我們所知曉的廣泛的多,深遠的多。筆者將引述一個有趣的示例來展現這段歷史留給世界不為人所熟知的印記。
蒙古人對於其遼闊疆域的統治過程所伴生的一大重要影響之一,是保證了前所未有的地理跨度中人們活動的和平安定,這一點尤以當時安定的貿易環境可見一斑。1264年,帝國的中心從哈拉和林轉向北京,從此偌大的中國市場向歐洲商人敞開。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的香料是歷史上極受西方商人青睞的東方輕奢。在過去,獲得香料的途徑有兩條。第一條經過紅海和埃及,然後抵達黑海或者地中海東部的港口,這條航線的第一部分由阿拉伯人負責,第二部分主要受威尼斯人控制。第二條先抵達波斯灣,再通過商隊陸路運往上述的港口。這條商路則屬於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蒙古人和熱內亞人。
蒙古帝國的迅速崩潰,也代表著陸上貿易的安定時段的結束。中亞再度分裂、混亂,加之伊爾汗國的合贊汗改宗伊斯蘭教,路上的香料路線幾近完全中斷。故此,紅海和尼羅河的路線成了歐洲商人唯一的選擇。然而,熱那亞人的航海技術非常發達,他們經過亞速海蘇頓河而上,經陸路抵達伏爾加河,再到裏海和波斯。這樣一來,熱那亞人可以直接抵達印度以及東印度群島,也正是在遙遠的亞洲,他們發現了在西方被尊為奢飾品的香料有多麼廉價,也意識到香料貿易路線上的阿拉伯經紀人牟取了多大的利益。這樣一來,歐洲商人便不願再支付這筆冤枉錢,找到一條避開穆斯林的商路便成為了他們極為期待的事情,於是,一位叫達伽馬的航海家開辟了一條跨越非洲的新航線,世界歷史進程從此改變。

蒙古擴張征服對世界歷史的影響是顛覆性的,絕非“短暫而野蠻的破壞”那麼簡單。蒙古帝國以何種方式得以實現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神話?又是以何種方式統治征服的地區?或者將兩者合起來說,蒙古擴張征服的性質是什麼樣的?首先讓我們從外在觀視馬背上蒙古人的征服全景。
必須指出的是,蒙古人與另一群遊牧侵略者突厥人相比,很大的一個劣勢在於成吉思汗軍事行動的起初,並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源。據統計,他統帥的所有部落的人口總數不超過百萬,最多可以提供十萬人規模左右的軍事力量。這樣一來,看似“形單影只”的蒙古軍隊,是如何令人望而生畏的呢?
第一,作為遊牧民族,蒙古人的先天優勢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就是一系列軍事活動的演習”,加之精銳的軍備、矯健的戰馬,蒙古人可謂發動了世界上第一次“閃電戰”。每一位蒙古勇士從小便學習騎射技術,精通如何發動假裝潰逃的戰術、如何用裝水的皮袋充氣渡河、如何用枝杈綁在馬身上以便用揚塵造成人數眾多的假象。
第二,就武器的制造而言,蒙古人對金屬鍛造的諳熟不亞於任何農業帝國,以大型混合長弓為基本武器,蒙古人射穿600英尺之內的敵人只消幾個彈指;其他的武器還包括鋼盔、獸皮盔甲、馬刀、帶彎鉤的長矛和釘頭錘。
第三,不得不說的一點是蒙古人的學習能力,在戰爭中,成吉思汗軍隊的新技術幾乎悉數從中國學來,不僅如此,他們還學會了間諜活動和心理戰術,大量的間諜、恐怖的屠城都令下一位被挑戰者望而卻步。

僅憑自身的軍事實力,如果直接面對像漢代或唐代中國、波斯帝國那樣史無前例的巨大農業帝國,蒙古也不可能如此輕而易舉地成為世界征服者。縱觀當時的世界格局,歐亞大陸罕見的一次力量對比出現了:中國分裂為金、西夏和宋三個小國,而在中東,無論是花剌子模還是阿拔斯王朝均處於衰落的時期。於是,歷史上“反客為主”的一幕出現了,遊牧民族建立了龐大政權,第一次從馬背上走下去學習治理一個國家,然而就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樣,蒙古人治理國家的成績沒有及格。
現在多數學者認為,蒙古人迅速衰敗的原因在於自身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的缺失。普希金曾經不乏蔑視的稱蒙古人為“沒有亞裏士多德和代數學的人”,因此,每征服一個地區,享用完掠奪來的戰利品後,蒙古都難逃被同化的命運。他們沒有自己先進的技術、富含凝聚力的信仰和複雜的語言,於是只有接受屬國的文化基因。
以忽必烈為例,遷都北京之後,這位蒙古大汗開始在藻井和鬥拱下處理政務、開始采用儒家的禮儀進行朝議,“不可避免的成為了中國式的皇帝”。另外一點,蒙古貴族之間總是爭鬥頻發,還是以忽必烈為例,盡管被尊為大汗,但是他只是各個汗國之間名義上的君主,“他的權力僅限於中國”。弟弟阿裏不哥與他爭奪皇位,弟弟海都與他爭奪皇位,旭烈兀與他分庭抗禮……綜上所述,不斷地被同化,不斷地宮廷鬥爭,預示著蒙古侵略擴張的性質以及行將衰敗的命運。

就此,筆者得出初步結論,蒙古帝國征服擴張過程的性質為:蒙古遊牧貴族為掠奪其他地區生產生活資料於13世紀發動的一系列侵略戰爭和軍事行動的總和,是蒙古貴族為滿足自身欲望的侵略行徑。
蒙古擴張征服對中國的影響
在蒙古帝國征服的所有地區之中,多數地區如中國和中東,文明已經經歷了數千年的沉澱因而顯得難以動搖。只有西歐部分地方的文化傳統被重新建構(這也是許多學者認為近代以來西方世界能夠率先從封建制度中走出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把主要的精力和視角放在蒙古征服擴張對歐洲的影響,對其它地區的影響選擇中國舉例說明。
1260年,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在中國繼承汗位,並且幾乎完全按照中國式的傳統方式進行統治,1271年忽必烈選用了一個極富東方哲學內涵的漢字“元”作為國號,是為中國歷史上的元朝。這一時期,大都是蒙古帝國和世界的中心。在元帝國內,蒙古人施行種族歧視的制度,全國人口被分成四等,以此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各個種族的權利差距在不同統治者當政時期有所不同,不過針對漢族人的階級壓迫總體上來說十分嚴重。雖然起初蒙古人蔑視中國地主階級統治者的政治作風,不過元朝中後期之後,蒙古統治者也逐漸沾染惡習,腐敗程度不亞於任何一個漢族王朝。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崩潰、軍備廢弛,使得這個曾不可一世的龐大帝國迅速垮台。

政治
首先來說,忽必烈即位之初便有幕僚提出應該重新建構政治制度以適應對漢族地區的統治,提出了“援唐宋之故典, 參考遼金之遺制”的政治原則。但是在實際制定過程中,最常見的現象卻是對宋或金的照搬照抄,獨創的宏觀基礎制度較為缺乏,但是這段時期在中國政治史上影響不可謂不大,以下舉幾個例子說明。
在元朝統治的伊始,一個顯著的影響便是,由於蒙古人遊牧民族的戰爭和生產生活方式所致,在蒙古諸部落存在著大量從事各種勞動的奴隸;入主中原後使得封建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的奴隸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畸形”的,並非歷史主流,所以中國的生產方式主要是封建的不變、又在此基礎上使得佃農的人身依附程度和被剝削程度大大增強了。
蒙古人采用“漢法”與“國俗”並舉的政治制度,與漢族政治制度乃至遼、金、西夏等王朝的政治制度相比較有其特色。開創我國歷史上遊牧民族建立、統治中國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先河,對後世尤其是清王朝政治制度的產生有很大的影響,並在中國政治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其中,行省制度的建立影響至今,刻意將自然地理邊界打破來造成犬牙交錯的局面以防止割據局面的出現,體現出蒙古人高明的政治智慧。除此之外,宣政院和帝師制度的設置為後世乃至今天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有著寶貴的借鑒意義。
蒙元的獨特制度創造還有許多,與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聯系緊密。不過大都從細微之處著眼。比如較為有名的怯薛制度。怯薛是蒙語的音譯,意思為輪流在宮廷值宿守衛。還有從忽必烈朝便流傳下來的兩都巡幸制,具體是指皇帝每年在大都到上都之間往返。上都建立在北方草原,實行兩都巡幸制的目的不僅是皇帝為了追求習慣的生活環境,更是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政治統治和對其他蒙古部落凝聚力的彰顯。
其他的特色制度還有紮魯忽赤制度。紮魯忽赤的職能主要是斷事問法,一般情況下,為元朝中央司法機構實際掌權者,負責具體審辦案件。投下制度是蒙古時期的一種貴族特權制度;投下,意為分地、采邑,又引申為擁有分地、采邑的諸王貴族。達魯花赤,由成吉思汗設立,廣泛通行於大蒙古國和元朝,“達魯花赤”即檢察官。是為了保證對各被征服地區的控制,又無力單獨進行統治,在委任當地官員治理之後,都派出達魯花赤監臨,掌握最後的裁定權力。

不得不提的還有僧官制度,蒙古帝國疆域廣大,諸多少數民族地區如吐蕃被納入帝國版圖,區別於歷代僧官體制的建制,元代在中央的少數民族地區或宗教地區管理機構包括:特設總制院、釋教總統所、宣政院、功德使司;地方上有路府州縣的僧司衙門機構、行宣政院、諸路釋教總統所等,特殊時期還設置有廣教總管府、頭陀禪錄司、崇教所等。僧人和俗人都可以在其中任職。這些制度創新都為後世提供了新鮮和難得的範例。
經濟
元朝前期軍事行動的大破壞、元朝中後期統治者的日益奢靡無度,都導致正常的經濟秩序也遭到嚴重破壞。“販運的商品多是供應貴族享樂的一些奢侈品,萬方商賈雲集,買賣的多是珊瑚、珠寶、翡翠、玳瑁、犀象制品等。只有江南的都市,和海外各國進行貿易,還有一定積極意義。”
但是,元代的經濟思想盡管比較匱乏,但首度實現了紙幣在全國範圍內的通行,並成就了一套世界上最早且較為完善的貨幣管理制度。中統鈔以錢為識,以銀為本,規定了百分之百的准備金,行鈔之初管理得當、價值穩定、深得人心。歷史記載“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公私貴賤愛之如重寶,行之如流水”。
紙幣的鑄造之“便”卻被統治者利用成為濫發斂財、填補赤字的工具,當時學者記載:“中統建元,鈔法初立,公私貴賤愛之如重寶,行之如流水,交鈔一貫買絹一匹,鈔五六十文買絲一兩,米石鈔六七佰文,麥石鈔五六佰文,布一端鈔四五佰文。近年以來價增六七倍,漸至十倍,以至諸物及傭工之價值亦莫不然”這不僅進一步破壞了社會經濟秩序,進而促發惡性通貨膨脹,並加速了元代的覆滅。這也為後世中國留下極為深刻的教訓,明代初期政府在發行紙幣的問題上慎之又慎,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元朝經濟實驗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