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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史說新語
發布於：廣東省
後人往往用杯酒釋兵權來標舉趙匡胤收武將兵權，解決五代十國以來武將擁兵自重、藩鎮割據的問題。
實際上這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杯酒釋兵權“釋”的是禁軍宿將的兵權，而非藩鎮的兵權，且趙匡胤在收回兵權之後，又將這些禁軍宿將“趕”到地方任節度使，比如讓石守信出鎮宋州任天平軍節度使；讓高懷德出鎮陳州任歸德軍節度使；讓羅彥瓌出鎮相州任彰德軍節度使等等。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深了藩鎮割據的隱患。
那麼趙匡胤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呢？概括起來就十二個字——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趙匡胤與趙普有一段非常出名的對話。
太祖問：“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
趙普說：“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話音未落，太祖就說：“卿勿複言，吾已了然。”
趙普以“君弱臣強”一語道破中唐以來政變頻繁、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又以“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十二字作為解決這一歷史大問題的三大綱領。
他的回答，最初就是為解決藩鎮問題而發的，只不過其後趙匡胤君臣的政治實踐，又把這三大綱領推廣到了強化中央集權的各個方面。
比如說分割相權：設參知政事為副相，即“削奪其權”；以樞密院與中書並稱二府，即“收其精兵”；設三司總理財政，即“制其錢穀”。
分割相權執行的其實也是三大綱領，只不過這是這一綱領的始作俑者，久居相位的趙普所始料未及的。
在解決藩鎮的問題上，趙匡胤嚴格貫徹了三大綱領——
在“削奪其權”上，主要采取了三條措施。
其一，罷領支郡。
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乾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趙匡胤平定荊湖以後，便下令將這些地區節度使駐地以外的州郡全都劃歸中央直接管轄，中央派駐文官擔任支郡的知州、知縣等州縣長官，三年一任，直接向朝廷奏事，藩鎮的轄區和權力因此大為削弱。
後來，趙匡胤又將這一做法推行到新統一的南方諸國，至趙光義太平興國二年，全國三十餘名節度使全部都不再控領支郡。
其二，添置通判。
建隆四年，荊湖初平，宋廷始向當地諸州派遣通判。這一做法後來推廣到剛被平定的原後蜀、南漢、南唐地區和全國各地。
這種由朝廷任命的新官，身負特殊監視的使命，按趙匡胤頒布的詔書要求，凡有文書，知州必須與其共同簽署才能生效。
通判名義上既不是州府長官的副貳，又不是屬官，故而往往與節度使、知州爭權，動輒聲稱：“我是監郡，朝廷命我監督你！”
有一則趣事頗能說明通判對州縣權力的分割和掣肘：杭州人錢昆嗜蟹，有人問他希望外放哪一州，他說：只要有螃蟹沒通判的地方就行。
通判之設，原先旨在削奪罷領支郡以後兼知軍州藩鎮的權力，後來節度使僅成虛銜，通判在演變為知州副貳的同時，還起到制約知州的作用。
其三，收司法權。
五代藩鎮跋扈，以致枉法殺人。建隆三年，趙匡胤下令，各州死刑必須由刑部複審。同年，恢複前代縣尉的建置，取代原來由藩鎮親隨擔任的鎮將，執掌一縣的司法治安。開寶六年，又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陋習，代以朝廷委派的科舉出仕之文官，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
在“制其錢穀”上，主要措施有四條。
其一，嚴禁占留。中唐以來，方鎮都掌握地方財賦，絕大部分截留自用，名曰“留使”、“留州”，只有極少部分用以上貢或賄賂朝廷。宋代後周，依然如此。
乾德年間，趙匡胤便屢下詔令，規定各州所收財賦稅課，除留最必要的開支，悉送京師，不得占留。
不能支配地方財賦，無異於釜底抽薪，藩鎮連養兵自大的本錢都被剝奪光了。
其二，設置漕司。漕司是轉運使司的別稱，掌一路財賦收入，以保證向朝廷足額上供和地方州郡開支充足。
乾德三年，趙匡胤最先設立淮南轉運使。這一把地方財賦收歸中央的重大組織措施，不久就推行到全國諸道。
作為朝廷外派的使臣，轉運使權勢頗大。開寶五年，李符出任京西南面轉運使時，就把趙匡胤親賜的八個大字“李符到處似朕親行”書於大旗之上，常以自隨。
其三，監臨場務。場務是指征收各種商稅、專賣稅的機構。五代場務多由藩鎮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誅求，成為方鎮的重要財源。
乾德四年，趙匡胤開始派京都官監親臨各處場務，制定條禁，整齊文簿，有關稅收直接歸公，從此節度使不再有過問場務稅課的權力。
其四，禁止販易。五代藩鎮常派親吏前往諸道進行長途販易，沿途免征商稅。宋初，包括少數藩鎮在內的數十功臣仍承襲舊風。到太平興國二年趙光義頒布了內外臣僚不得“回圖販易”的詔令，把藩鎮經商獲利的渠道也給堵死了。
在“收其精兵”上，趙匡胤也采取了三條主要措施。
其一，選拔精銳充實禁軍。
乾德三年（965年），趙匡胤命包括各藩鎮在內的各地長吏挑選本道驍勇精兵，補充中央禁軍的缺額。同時選拔強悍士兵作為兵樣，分送各地照樣募兵。後來又以木挺為高下之等，散發諸州依樣遴選。這樣就使節鎮精兵盡入中央禁軍，節度使也從此自知在軍事上無法再與朝廷抗衡，自然會乖乖的服從中央調令。
其二，撤罷節鎮。
開寶二年（969年）的一天，趙匡胤在後苑宴請王彥超等五位節度使，席間，對他們說：“你們都是國家宿舊，久臨大鎮，公務繁劇，不是朝廷禮賢之意呵！”王彥超立即心領神會，自求告老還鄉。而武行德等四節鎮卻大談自己攻戰的資歷，趙匡胤便不悅的打斷他們話頭：“那是異代事，何足為道！”次日，便把他們的節度使全給撤免了，而代之以太傅、少保、光祿大夫一類的虛銜。
後來趙光義也乾過此類事，他撤免了石守信、張永德等七節度，堪稱杯酒釋兵權的克隆版，看來老趙家都有笑裏藏刀的基因。
其三，文臣代闕。在藩鎮因死亡、遷改、致仕等原因出缺後，趙匡胤便不再新任節度使，一概由京官權知，而京官毫無例外都是文臣。
為了提高取代節鎮的知州的權威，他們往往帶著中樞職銜，權知州府，例如，乾德元年，鳳翔節度使王景死，趙匡胤便命高防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鳳翔。
以後諸朝，這種情況幾乎未見，應是趙匡胤為削罷藩鎮所采取的變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