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23日，在美國費城舉行的2026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中國數學家鄧煜、王虹獲得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茨獎。這是中國籍數學家首次獲得這一殊榮。此前，只有丘成桐、陶哲軒兩位華人數學家分別於1982年、2006年獲獎。
鄧煜、王虹同為北京大學數學系2007級本科學生，後分別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兩人獲獎後，上述三所高校機構都發來了賀電，法國總統馬克龍還電話連線王虹表示祝賀。
鄧煜的研究涵蓋概率理論、統計物理等領域，他與合作者嚴格推導了波動動力學方程，並從硬球動力學的長時間行為出發推導出玻爾茲曼方程；王虹主要研究傅裏葉分析、調和分析和幾何測度論，她與合作者證明了困擾數學界逾百年的三維掛穀猜想。
這些研究領域對於普通人來說晦澀難懂，那麼他們的研究突破，到底有什麼實用價值？以王虹與合作者“破解三維掛穀猜想”為例，這項成果本身屬於基礎數學研究，並不是為了直接解決某個現實問題。但其所發展出的數學方法，未來可能為雷達、遙感等信號處理領域提供新的基礎分析框架。
這其實正是基礎科學的價值所在。菲爾茨獎表彰的是基礎數學領域的突破性成果，這些基礎科學的價值，往往不在於立刻產生某種應用，而在於拓展人類理解世界的邊界，為未來技術發展提供可能。
那麼，面對這些看似“無用”的數學研究，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們的價值？這實際上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究竟如何理解科學？如果科學只能用“有什麼用”來衡量，那麼許多改變世界的基礎發現，在誕生之初都很難找到答案。
正如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在今年5月出版的《科學乃自由之路》中所討論的：科學是自己如此、自給自足、自主的理論生發方式，科學的起源不是滿足某些實際的應用需要；真正的原始創新，往往正來自無功利的探索熱情與不受拘束的自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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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乃自由之路
吳國盛 著
商務印書館2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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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吳國盛開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科學精神起源於古希臘而不是中國？
20世紀20年代，馮友蘭曾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文化沒有產生科學，主要原因不是中國人不聰明，而是我們的文化類型和價值觀本身不需要這個東西。”
吳國盛進一步闡釋，“中國文化總的來講是農耕社會，而且是排他的，拒絕海洋文化、拒絕商貿文化、拒絕遊牧文化。”穩定的土地關系和熟人社會，使社會秩序更多依靠血緣、倫理維系。因此，“仁”“禮”等觀念成為文化核心，“古代最優秀的人都在吟詩作賦”。
可能有人認為中國古代也有天文學，但吳國盛認為這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科學，“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表面上與西方科學非常相似，可在中國古代文化語境中，它其實是禮學的一部分。”
與大陸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以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為主體，一開始就是遷徙頻繁的文化。希臘是海洋民族，重視貿易，遷徙成為常態。遷徙文化的特點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靠契約精神，通過契約方式構建社會秩序。
契約文明要求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獨立自主的個體被西方思想家抽象為兩個字——“自由”，所以自由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
希臘人認為為了培養一個自由人，就要讓他學自由的科學。什麼樣的科學是自由的科學？無功利的，自主自足自我展開的知識類型才是自由的科學。科學一開始就是自由的科學，是超功利的，是自我演繹、證明、推理的科學，是無用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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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科學精神的啟蒙，人們往往就會對“科學”這個概念產生誤解。
“中國文化可以說是有技術無科學，有技無科，因此容易理解技術，不容易理解科學。”在吳國盛看來，中國人對科學最常見的一種觀念性誤解，是將“科”和“技”混為一談，以“技術”代替“科學”。
“比如現代漢語裏，我們一說科學很容易說成科技，一說科技想的就是技術，這實際上反映了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就是我們觀念中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
從詞源看，“科學”並非中國古代固有概念，而是近代從西方傳入的舶來詞。英文science來自拉丁文scientia，而scientia又源自希臘文episteme。中國早期曾將science譯為“格致學”“格物學”，後來五四時期采用日本學者西周創造的“科學”譯法。
這不僅是一個詞語的變化，也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知識觀。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裏，知識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地位，讀書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讀書的目的最不濟是養家糊口、孝順父母，進一步是“學而優則仕”、光宗耀祖，再高一點就是民族國家大計。很少有人說，我就是單純喜歡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