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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你有錢也不會有自由


2020年8月18日 - 財富小編 虎嗅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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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機動資訊組作品

作者 | 竺晶瑩

題圖 |《三十而已》劇照

“你心裏的藍色煙花,是這座樓的頂層。我只想做最美的煙花。” 電視劇《三十而已》中的許幻山大膽開麥,在顧佳收拾行李將他掃地出門前,口水四濺地說出了心裏話。

在這場婚外情敗露的對峙中,許幻山狡猾地套用了“夢想被壓抑”的借口來合理化自己的出軌行為,甚至將他的錯誤歸咎於顧佳的“野心”——12樓遙望頂層複式的“野心”。

許幻山完全說錯了嗎?他錯在出軌,卻巧用象征來指責顧佳誤入太太圈的經曆。

許幻山曾信誓旦旦只為顧佳放藍色煙花 / 圖片來源:豆瓣《三十而已》

藍色煙花不禁讓我聯想到《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綠光,兩者皆為象征。藍色煙花代表著顧佳的頂層夢
,出現在2020年一部流行的中國都市劇中;綠光則是蓋茨比的黛西夢
,這部1925年出版的小說早已是美國文學經典。

它們相隔一百年,卻存在於相似的社會中,映射著雷同的焦慮。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被稱作爵士時代,關鍵詞為:戰後繁榮、揮金如土、享樂主義、消費興盛……充裕的物質、前衛的科技讓這個時代史無前例地咆哮著,紐約像個狂歡的大派對,爵士樂24小時大作。在柯立芝繁榮中(一戰後美國經濟飛速發展,而這一時期恰巧在柯立芝總統任內),美國托拉斯(壟斷形式)逐漸成型,階級差距日益拉大,無數美國人依舊天真地相信著美國夢,他們像蓋茨比一樣,覺得——綠光觸手可及。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重現了爵士時代的浮華 / 圖片來源:Google

今天的中國,消費主義空前絕後,科技專利噴湧而出,賽博朋克指日可待。當阿裏、騰訊像當年大洋彼岸的美孚石油、通用汽車一樣漸成壟斷之勢,無數國人依然相信這個盛世夢:階級固化尚未形成,努力或能一夜暴富。每個人都像顧佳一樣,心中綻放著一朵藍色煙花,執著於——更上一層樓。

我說這兩個時代散發著同樣的氣息,是因為隱隱感覺到——空氣中一樣是金錢的味道,階級尚在流動之中,但這種流動卻也正變得越來越緩慢而濃稠,不過身處其中的人們依舊壯志淩雲。

老錢

新中國建立71年、改革開放42年,電視劇已經開始談論“老錢”(old money,指繼承的財富)。是的,有錢還不夠,這個錢還得“老”,老得有底蘊、有文化。

《三十而已》最早出圈的是那張太太圈合影,而這部劇也恰恰在開頭就已達到高潮。合影中,七位太太側身站立,微微頷首,人均愛馬仕鉑金或凱利包,顧佳孤零零的香奈兒拼命往身後躲藏。最昂貴屬C位富過三代的李太拎的喜馬拉雅鉑金,頂層“新錢”王太在壕上自然也不能遜色,至少鱷魚皮凱利起步,但站位卻已是幾人開外。

隨著哢嚓聲響,顧佳在合影中逐漸躋身至C位李太身旁。這一邊,顧佳計算茶廠利潤興奮地睡不著覺;那一邊,原來這李太是拿茶廠狙擊她呢。等顧佳回過神來,為時已晚。她回到上海會所跟李太對峙,大約是理虧,太太們這時倒也乖乖聽著顧佳數落不還口。然而到底是顧佳吃了虧,她以為是資源置換,這太太圈的人卻是見她“吃相”緊迫,故意拿茶廠“提點”顧佳,仿佛在說——你跟我們不是同一種人。

引起熱議的造作太太圈聚會 / 圖片來源:豆瓣《三十而已》

這種階級的傾軋似曾相識。

蓋茨比和情敵湯姆對峙的那一幕:夏日紐約,冰塊嘶嘶冒著冷氣,黛西痛苦地陷在沙發裏,不知道選擇與蓋茨比再續前緣還是繼續和湯姆的婚姻。湯姆傲慢地對蓋茨比說,你跟我們從來不是同一種人,並揭露蓋茨比的出身和私酒生意。蓋茨比揮起拳頭發怒反駁,一瞬間忘記了所有的紳士做派,眾人驚恐於他的失態,他們尷尬的眼神仿佛更加確認了——噢!你跟我們不是同一種人。

眾人盡享蓋茨比的慷慨,卻從未把他當作同類人 / 圖片來源:豆瓣《了不起的蓋茨比》

真是一句傷人的話。

現今這個政治正確的年代,大概沒有人像湯姆一樣愚蠢到將這句話說出口,但階級真的不存在嗎?盡管我們羞於承認,可階級就像“房間裏的大象”,只是我們集體假裝沉默,但越避而不談,這根刺就越紮在每個人心上。

於是,當我看到《三十而已》劇中“老錢”忙不迭與“新錢”劃清界限時,便想,今天階級固化已久的英美是怎樣對待這種階級鴻溝的?

曾遇過一個采訪對象,他是倫敦某家金融科技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永遠在用是否有狂歡派對(big party)的標准來定義一個地方好不好玩。他跟我說,上海就像西倫敦,萬物精致,但北京更有意思,曾在跨年夜參加過厲害的big party。我不置可否。

跟另一個英國朋友談起這個采訪對象,我說:“聊天時問他喜不喜歡一個地方,他覺得只要有big party就萬事足,好像聽起來挺膚淺,可人家明明主修的是古典學(Classics),應該有深度才對。” “他是哪裏畢業的?” “牛津。” 這位朋友撇了撇嘴:“我就知道,我跟這樣的人像在兩個世界,他修古典學不代表真的喜歡研究古希臘文學哲學,可能只是需要漂亮的學曆而已。” 撇嘴的朋友或許真看不上那位, 畢竟他有博士學位。

比英國更年輕開放的美國也早已形成“老錢”與“新錢”的分野。

家人經營外貿,曾想介紹兩名美國客戶互相認識。一位一生無憂,早早搬到佛羅裏達養老;另一位本無根基,但女兒是華爾街高管。沒想到,前者並不想與後者會面,讓人驚訝於他的保守。不過他解釋,“大家生活方式本就不同,介紹我們認識,對方不一定理解我的生活方式,甚至還可能覺得我在炫耀,那又何必讓別人煩惱呢。” 原來有時候這不是階級壁壘,只是有錢人避免你嫉妒的善意。

歐美階級固化是不爭的事實,但他們反倒都不那麼焦慮,大家集體表現出——安於自己的圈層。
中產雖不敵上流的財富,但執著於發展出一套文化資本來讓自己卓爾不群;上流泰然自若,並且無意於外露資產;工薪階層由於無力改變現狀,倒也覺得待在自己的圈層更為舒適。

如果說美國還有美國夢的鞭策,那麼歐洲民眾更不在意其他階級如何生活。
這種狀態的優點是,免於焦慮,尤其像北歐德國的高福利制度,足以讓普通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缺點在於命定因素過強,實現階級躍升的機會小,由於大家缺乏野心,社會展現出安逸卻暮氣沉沉的氛圍。人們不再追求有錢,而是追求有趣。

反之,中國好在階層依然保持著流動,盡管這種流動正在逐漸固化。
計算機專業成為了許多人實現階級躍升的最大機會之一,考古系如此有底蘊的專業竟被全網群嘲。然而已經實現了財務自由的那批人又不斷往“老錢”的標簽上靠,試圖補習自己最缺失的文化美學品味。
這種矛盾太魔幻了。

中國正被金錢分散著過多的注意力。大家崇尚於談論財富,無論拜金或仇富,其實都證明了關注度。如果你對那個階層無感,又怎麼會花時間關注它。因此,顧佳那種住著12樓望著頂層高的焦慮,投射到了每一個力爭上遊的中國人身上。

格調

美國作家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在1983年出版了《格調》(Class),直譯過來應該是階級。不過,格調正是階級的表現形式。由於人人追求與眾不同,所以不同階級都在通過外型、穿戴、家裝以及文化、娛樂消費來體現自己的品味。
光有錢可太單調無趣了,必須砸錢用文化和品味來武裝自己的形象。

保羅·福塞爾的《格調》調侃了所有階級 / 圖片來源:Guardian

以穿戴為例,福塞爾指出,中上階層女士幾乎無一例外地身著灰色法蘭絨裙或者卡其布長褲,但無論什麼衣服,最理想的顏色是藏青色。除藏青色外,顏色越柔和或黯淡越有檔次。至於面料,越有生物成分越有檔次,比如羊毛、絲綢、棉。對真正的中上階層,尤為重要的是完全摒棄人造纖維。

福塞爾分析,工薪階層感覺到有必要穿戴易讀服飾,比如穿上一件印有“可口可樂”字樣的衣服,他們就會覺得自己與某個全球公認的成功企業有了聯系,於是在那個時刻裏獲得了一種重要性。

福塞爾寫道:“商品標志在近日擁有一種圖騰般的魔力,能為其穿戴者帶來榮譽,一旦披戴上可讀衣飾,你就將自己的私人身份和外部的商業成功混同為一,彌補了自身地位無足輕重的失落,並在那一刻成為一個人物。”

這套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社會階級法則出乎意料地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在這個拜物的時代裏,logo充斥在任何目之所及的地方,而不少消費者也開始鄙夷logo,刻意選擇無logo的設計,以便被旁人“識破”後,獲得低調且奢華的雙重美名。可這不是另一種虛榮嗎?

《三十而已》是一場消費主義的盛宴,在細節中地道展現了品牌與人設之間的關系
。准確地說,顧佳不算中產,至少可以躋身富裕階層,畢竟許幻山有自己的產業。上海沿江大平層的室內設計算得上西倫敦現代風,環形沙發裏的Fendi靠枕、大理石中島台上的Smeg咖啡機、玄關時常更換的新鮮繡球花……這些堆積在房子裏的品牌和物品都對標著顧佳和許幻山的經濟收入。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顧佳第一次上到頂層,目睹王太剛從拍賣行拿下了莫奈的一幅睡蓮“真跡”(最後一集王太坦白,這畫是贗品),盡管附庸風雅的王太還以為睡蓮是梵高的作品。王太緩緩道,這花永遠不敗,總該算得上有品味了吧。顧佳驚詫的眼神持續到了回家以後,一為有人竟買得起真跡,二為王太竟連莫奈梵高也分不清。於是顧佳向許幻山表示,“我30歲住在12樓,到了王太的40歲還住不上頂層嗎,我又不比她差。”

王太買了一幅贗品《睡蓮》充場面 / 圖片來源:豆瓣《三十而已》

房子是硬通貨,但你不能帶著房產證行走。一出街,手袋成了女性身上最顯眼的物件,也就成了品味的代名詞。
顧佳需要一個鴕鳥皮的愛馬仕凱莉包敲開太太圈的大門。由於愛馬仕奇葩的配貨模式,營造出一種錯覺——你越能買得到稀有款式,代表著你的財富和人脈越強。愛馬仕本沒什麼,當你的圈層裏人均愛馬仕之時,你沒有就成了格格不入。《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就流傳甚廣,書中這名人類學博士媽媽在某段時間瘋狂念想著得到一個鉑金包融入上東區。

銷售做作地表示:這不是普通手袋,而是鉑金包 / 圖片來源:豆瓣《欲望都市》

基本上沒有太多女性能夠抵禦手袋的誘惑。鐘曉芹出書得到版稅以後,挎了只奶茶色Celine鯰魚包,符合作家人設。至於王曼妮,在登上遊輪前置辦了一身行頭,印象中出現了BV雲朵包,符合她喜歡奢侈品又追求特別的人設,畢竟她對梁正賢嚴正表示,自己跟聚會上的那些大佬女伴不一樣,那麼她也就跟拎香奈兒愛馬仕的大眾女孩不一樣。

當太太圈人手一只愛馬仕的時候,鮑德裏亞就有話說了,他在《消費社會》中無情調侃:“委身於奩品(家用物品)的女性,實現的不僅僅是某種經濟功能,而且還有女人們那種貴族式或資產階級式遊手好閑派生出來的名望功能,她們通過它體現了她們丈夫的名望……她在支配著家庭物品等二級標志的同時,自己依然是一種標志。”

是的,太太們通過愛馬仕展現了丈夫們的名望,然而支配愛馬仕的她們,也不過是丈夫的附屬品。

法國哲學家鮑德裏亞在《消費社會》中分析了消費主義的陷阱 / 圖片來源:Google

當然,有人會說,那獨立女性買包又怎麼算。不像愛馬仕約等於貴婦形象,近幾年,Celine, BV, Loewe等品牌在講述著別樣的故事——低調、質感、清冷、文藝範兒。盡管花自己的錢買包,但你依舊沒有脫離消費者的身份,並且在為這類虛無縹緲的含義支付高額賬單。

鮑德裏亞也沒有放過這類消費者,他諷刺:“一些階級就這樣全體投身於女性形象,發揮著消費者的功能。因此他們被提升為消費者也就意味著他們徹底從屬於自己的奴隸命運。然而與家庭婦女不同的是,他們被異化了的活動遠遠沒有被遺忘,而且撐起了今天國民計算的美麗天空
。”

好一個“撐起了今天國民計算的美麗天空”,在消費社會,我們作為消費者,甚至比作為生產者更光榮呢。

以物質為載體,用消費證明品味,借品味定義階級,這是現代社會一場多麼合理的共謀。

尾聲

太太們不夠格,梁正賢倒是片中較為接近“老錢”的角色,畢竟品味與審美才騙不到人,還有他對自由的向往。當然若是空有品味而無資本,又會被群嘲只不過時尚雜志男編輯爾爾。只是,我對梁正賢的自由論也很懷疑,他說自己不婚主義,希望一南一北,可是他又能接受漫妮同時擁有不同男友嗎?

梁正賢與王漫妮分手那場戲,漫妮一件件脫下自己的衣服,還給面前的這個男人,當脫到最後一件絲綢吊帶時,她拉著衣角的手在空氣中僵住了,鏡頭一轉,整個餐廳的食客都在盯著漫妮。梁正賢環顧四周,對著漫妮攤手道:“你看,這就是你無法否認的。”

王漫妮和梁正賢分手的尷尬場景 / 圖片來源:豆瓣《三十而已》

沒錯,漫妮無法否認的是,她在意別人的目光

而富人從不那麼在意別人的目光的。福塞爾就在《格調》中指出,上流階層最不在意公眾目光,中產階級最渴望在別人眼中保持完美形象。
的確,論放飛自我還是屬馬雲,年會女裝也好飆歌也罷,因為他根本不在乎被評價。如果有錢有什麼好處,大概就是這份自由。

馬雲在阿裏年會上一枝獨秀 /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而我疑惑的是,有錢的女性到底能獲得多大的自由
,這裏有兩段故事。

我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遇過一位六十歲左右的女士,初初第一眼,我覺得她像施南生,氣質絕佳。因為鄰座喝咖啡,便交談起來,甚至隔天喝了下午茶。如果看過《摘金奇緣》,她就屬於那部電影中楊紫瓊的原型,所謂“南洋老錢”代表,清末民初祖輩從廣東到馬來西亞經商,族譜可以追根溯源到文天祥。

她跟我說,當年在英國一路念完書以後,雖然自己學的是時尚專業,但沒得選擇,還是回家繼承了生意。直到去年,把生意結束,跟英國丈夫離婚以後,現在開始重新拾起年輕時的專業。她給我看隨身帶著的設計草圖繪本,我說,你畫的很不賴啊。她六十歲,眼睛還是很亮。當然,她的鑽石耳釘也很閃亮。

楊紫瓊在《摘金奇緣》中扮演的角色代表南洋華人富豪形象 / 圖片來源:豆瓣《摘金奇緣》

依舊在騎士橋,另一個離哈羅德百貨(Harrods)不遠的咖啡館,一位六十歲的伊朗女士提醒我要照看包包,因為她的兒媳是中國人,於是也和我攀談起來。我好奇她來到倫敦的緣由,原來是因為80年代的兩伊戰爭,舉家被迫搬到了倫敦置產。我看一名像黑手党一樣的年輕人跟她打招呼,她告訴我,那是她女婿,這間咖啡館就是她女婿開的。這讓我不禁懷疑過分好吃的布朗尼裏面會不會摻了大麻。玩笑話了。

這位女士看上去像帕麗斯·希爾頓二十年以後的樣子,通身粉色,她剛從健身房出來,並挎了一只玫紅色愛馬仕凱莉包。交談中我覺得她挺單純,是那種一生都沒有工作過的騎士橋貴婦,我好奇伊朗現在的局面,她說偶爾也會回去,在自己的國家還擁有土地。

第一位華人女士跟我強調了家族責任,這是她年輕時回國繼承家業的原因。我問你後悔嗎,她說,當時沒得選。我在想,她會不會錯過了成為周仰傑(Jimmy Choo)的機會。第二位伊朗女士沒有跟我談過理想,她或許一生都在家族財富的護蔭下成為了黛西口中“美麗的小傻瓜”,她無需理會鮑德裏亞的嘲諷,因為愛馬仕若讓你開心,它再貴也已報效。

這兩段談話讓我懂得,財富的確是通往自由的利器
,因為財富可以讓你更有底氣不怕別人的指指點點,也可以讓你隨時追尋夢想。

然而財富始終不等於自由
如果倚仗父輩的資產,恐怕會擔起家族責任而從事自己並不喜歡的事業。倘若甘心沉迷於物質享樂,那麼自己都不會意識到陷入了消費主義陷阱。更不濟的,依靠的還是夫家的財富,只能諸如劇中各位太太般,互相較勁碾壓,卻隨時可以被剝奪“零花錢”。人人都談不上自由。

那麼有沒有一類人超越所謂的工薪、中產、上流階級而真正自由呢?19世紀,馬修·阿諾德對英國的社會階層進行了仔細審察後,確定了劃分階層的標准三分法,並繼而闡述道,每個階層裏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覺得自己並不屬於這個階層,想從裏面出來。阿諾德把這些人定義為“異類”。

福塞爾在《格調》最後章表示,是有一種“另類”(category X),他們見多識廣,擁有好奇心,擅長獨立思考,對文學、歷史、美學興趣濃厚,往往從事自由職業。
他們的穿著不屬於任何階級,但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我比你更自由,更氣定神閑”或者“我比你更聰明,更有意思:請別讓我感到厭煩”。
做一個另類就如同擁有了上層人物所擁有的大部分自由和一部分權力,只是沒有他們那麼多錢。

福塞爾用揶揄的口吻分別諷刺了上層的無趣、中產的虛榮、底層的粗俗,繼而贊頌了“另類”的自由。然而呢,福塞爾或許無意中也把自己歸入了這個“另類”,落入了自我誇耀的窠臼。那麼用愛馬仕或“另類”來標榜自己,誰又比誰更強呢?貴婦或學者,人人皆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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