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8歲的梁啟超第一次遇見33歲的康有為，梁啟超感覺，自己猶如被當頭棒喝。
這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那時，年紀輕輕，還是個少年的梁啟超早已是舉人身份，而康有為卻還僅僅只是一位秀才，雙方第一次會面，從早上8點一直聊到晚上7點，人到中年的康有為直接呵斥少年梁啟超說，國家危亡，你故往的學識，不過是“數百年無用舊學”，當晚，梁啟超只覺得“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這位虛歲17歲就高中廣東鄉試第八名舉人的大才子，早早又前往拜見康有為，從此成為康有為門下弟子，日後，這對師徒的恩怨情仇，即將見證一段中國最為驚心動魄的風雲史。
在康有為門下的廣州萬木草堂求學三年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與康有為一起結伴進京參加會試，此前的1893年，康有為在連考七次後，終於高中舉人，師徒二人結伴進京，不曾想此時正值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李鴻章剛剛代表清廷與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於是，康有為、梁啟超共同發起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邀請了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舉人聯合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此後，梁啟超又在《萬國公報》和《時務報》中擔任主筆，闡述維新變法的迫切與必要性，很快就名滿全國。
作為洋務派的中流砥柱，兩廣總督張之洞非常欣賞梁啟超的文章，1897年，61歲的張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親自接見了這位年僅25歲的小舉人。
兩人會面的這一天，張之洞非常興奮，破例下令打開武昌城的中門迎接，並且問下屬能不能按照迎接欽差大臣的規格鳴炮接風，只是當下屬強調梁啟超只是個舉人、於禮不符之後，張之洞才悻悻作罷。
但已入暮年的張之洞，顯然知道這位少年英雄的意義所在，於是力邀梁啟超擔任自己的幕僚兼兩湖書院院長，月薪“千二百金”。
張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隨他的意義不同凡響，因為要知道，當初李鴻章就是從曾國藩的幕僚做起的。
但梁啟超拒絕了，這位搏擊在時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遠大理想，盡管此後 ，他將被清廷追殺、流亡多年。
▲青年梁啟超（1873-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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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此後影響中國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啟超與張之洞會面的1897年，同時也是中國多個家族的興衰轉折點：此時，李鴻章因為甲午戰敗成為替罪羊，正處於生命的倒計時階段；而從美國歸來的傳教士宋查理，則正追隨孫中山，聚集在興中會的旗號下醞釀革命。
出身廣東新會，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親都只是一個普通秀才的梁啟超，即將迎來命運的逆轉。1898年7月，光緒帝接見了作為維新派領袖之一的梁啟超，但比起光緒帝與康有為長達幾個小時的初次會談，一口廣東普通話、此時國語奇爛的梁啟超卻讓光緒帝聽得雲裏霧裏，但這並不影響光緒帝對於維新變法的強烈支持。
隨著戊戌變法的展開，感覺到強烈沖擊的慈禧開始展開反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隨後，以譚嗣同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斬殺於北京菜市口，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梁啟超則與康有為一起逃亡日本，對此，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發起甲午戰爭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說：
“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從此，梁啟超剪掉辮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此後，他先後創辦《清議報》、
《新民叢報》，並作為改良派代表，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党人，就保皇改良還是革命推翻清廷展開辯論，盡管革命党人最終占據上風，但在晚清民初的風雲史中，幾乎沒有人不受到他的文字和思想洗禮，詩人黃遵憲就評價說：
“（梁啟超）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後來毛澤東則回憶說：“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
同樣作為時代青年的郭沫若後來也評價說：“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中年梁啟超，傲骨依然。
清末的改良與革命之爭，最終以辛亥革命的爆發、1912年清廷的覆滅告終，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梁啟超最終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國內，1913年，梁啟超接受袁世凱的邀請，擔任民國司法總長。
但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漸暴露，為了反對袁世凱稱帝，1915年，梁啟超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准備公開反對，袁世凱聽聞後，讓人帶了一張20萬元的銀票前去遊說不要發表，沒想到梁啟超卻當面退回：
“袁世凱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
隨後，梁啟超與袁世凱公開決裂，袁世凱在1915年12月公開稱帝後，梁啟超擁護蔡鍔組織的“護國軍”討伐袁世凱，並多次起草布告、電文討伐袁世凱，袁世凱因尿毒症在1916年去世後，1917年，張勳又在北京擁護溥儀複辟，對於這次複辟，康有為也在此中上躥下跳，對此，梁啟超又不惜與昔日恩師決裂以擁護共和，當有人對此表示質疑時，梁啟超說：
“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早在18歲時，梁啟超就在康有為的啟發下，開始從一個傳統的守舊派知識分子，轉向支持維新變法；人到中年時，梁啟超又從擁護君主立憲，改而支持共和、反對複辟；離開政壇投身學術後，他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政治的幻滅後，又重新轉向東方文明尋求“拯救世界”之道。
對於梁啟超人生中的這種多變、善變，很多人因此懷疑他的人品，卻不知正是這種激流勇變，使得梁啟超得以始終屹立在時代潮頭，而不是像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因循守舊，最終被時代拋棄、滑出歷史的主流。
張勳複辟失敗後，支持共和的梁啟超又在北洋段祺瑞的政府短暫擔任財務總長，此後，他轉而投身學術研究，對於眾人的質疑，梁啟超在剖析心路歷程時說：
“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像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裏能夠輕輕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對於自己的多變、善變，梁啟超的自我總結是：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
▲梁啟超與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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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晚清民國風雲激蕩的歷史中，很多時代的偉人例如孫中山、毛澤東都曾經有過心路歷程的巨變，因為世界格局在變、國家形勢在變，如果因循守舊，則勢必將為時代的洪流所淹沒，而梁啟超的“多變、善變”，其本質仍然是一個孜孜以求強國之道的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滄海橫流面前，所不斷作出的調整和適應性改變，其主旨仍然是梁啟超所自述的“愛國與救國”。
但與政治選擇上的“多變善變”相比，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教育，卻相當傳統。
梁啟超一生共有兩位夫人，梁啟超在17歲那年高中舉人後，被後來官至禮部尚書的主考官李端棻一眼相中，李端棻轉而將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紹給了梁啟超為妻，李蕙仙共為梁啟超生育了梁思順（女）、梁思成（男）、梁思莊（女）共兩女一男；另外，梁啟超又將跟隨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納為小妾，王桂荃則為梁啟超先後生下了梁思永（男）、梁思忠（男）、梁思達（男）、梁思禮（男）、梁思懿（女）、梁思寧（女）共四男二女。
加起來，李蕙仙、王桂荃共為梁啟超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個孩子，日後，在梁啟超和兩位夫人的教導下，這九個孩子個個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更是成為院士，梁啟超門下也因此被贊譽為：“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啟超九個孩子中，其中 長女梁思順（1893——1966）是詩詞研究專家；
長子梁思成（1901——1972）是著名建築學家、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哈佛大學碩士，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則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1932年參加淞滬抗戰，因病逝世；
次女梁思莊（1908——1986）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學士，同時也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先行者；
四子梁思達（1912—— 2001），是著名經濟學家，曾參與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
三女梁思懿（1914——1988）在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成為了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
四女梁思寧（1916——2006 ）早年就讀於南開大學，後來在抗戰中投筆從戎，加入新四軍，歷經生死考驗；
五子梁思禮（1924—— 2016）則是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著名的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
▲梁啟超子女相片。
梁氏家族的輝煌，在中國200年近現代史上可謂空前絕後，但很多人只看到台前，卻沒有看到梁家幕後的家教，梁啟超出生的廣東新會，離南宋滅亡之戰的崖山古戰場不遠，早在孩提時，作為當地秀才和知識分子的祖父梁鏡泉、父親梁蓮澗就經常向梁啟超講述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古代忠臣義士的故事，而“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更是在幼小懵懂的梁啟超心中，播下了愛國的種子，後來，梁啟超經常對子女說：
“我們梁家是寒士家風出身，總不要壞了自己家門本色！”
考諸歷史，偉大人物在自身成功的同時，在瑣事纏身之中，仍然不斷撥冗傾注在子女的教育之上，如此方能成就一個不斷繼往開來的家族。
梁啟超經常對孩子們說：“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梁氏家族寒苦出身，一定要勤儉、樸素、務實、好學，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外流亡14年，雖然經濟窘迫、生活困難，但卻始終筆耕不綴、不減志氣，在“身教”這一點上，梁啟超首先是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子女。
在日本流亡時，梁啟超親自教長女梁思順讀書寫字，還教她寫詩作詞，後來梁思順成為著名的詩詞專家，寫出《藝蘅館詞鈔》，也得益於梁啟超對她幼年即開始的手把手教育。
為使女兒文理全才、均衡發展，梁啟超還專門為女兒請了家教學習“數理化”，並且在家中自己建了一座實驗室，教育理念在晚清的社會中，可謂超前又全面。
在打好子女的知識積累時，梁啟超又非常重視子女的“德育”工作，梁啟超曾在《變法通義》中強調：“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因此他非常重視孩子們在童年時期的教育，他常常對孩子們說：要忠厚為本、不可損傷人格，“總要在社會上常常盡力，才不愧為我之愛兒”、“人生在世，常常思報社會之恩”、“但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的事。”
盡管脫身於舊知識分子家庭，但梁啟超在生活態度上，卻主張“趣味主義”、拒絕“哭喪著臉”，他教育孩子們說：“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命便成沙漠，要來何用？”在他的影響下，梁啟超的子女們大多性格開朗、風趣幽默，學有成才而不枯燥，做嚴肅君子又不失風趣為人。
等到孩子們開始長大成人，四處求學、任職後，梁啟超經常常年奔波在外，但仍然堅持給孩子們寫信談人生、談理想、做朋友，梁啟超一生共留下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寫給子女們的，這些家書前後持續15年，少則寥寥十幾字、多達幾千，或談家事、或談學業、或談心聊天、或縱論時事，這種持續數十年的言傳身教，即使是今天交通、通訊發達，也是極少家長所能做到的。
對於自己的長女梁思順，即使她已是幾個孩子的媽，梁啟超也經常給她寫信，並在信中親切地稱之為“我的大寶貝”、“乖乖”，對於自己的小兒子梁思禮，他則稱呼為“老白鼻”（老baby）。
盡管親愛，但梁啟超卻非常懂得讓孩子們磨練品格，1923年，長子梁思成被汽車撞折腿骨住院，以致落下終身殘疾，還延誤了一年到美國留學，梁啟超雖然心痛，卻不急不躁對梁思成說：“你一直以來處境都太順利，這種小挫折正是磨練德性的好機會，切不可心焦萎畏。”
梁思成赴美國留學後，梁啟超特地給他寄去了全套的宋代建築叢書《營造法式》，並囑咐兒子一定要學習中國古典建築，以求學貫中西，梁啟超甚至給梁思成規劃遊學路線，要他去歐洲具體那些國家、如何觀摩古典建築，這也為梁思成日後成為中國的建築大家，打下了深厚基礎。
梁思成1928年從美國留學歸來後，同時接到了清華大學和東北大學的執教邀請，對此梁啟超要求兒子不要去生活舒適的清華，而是要到條件艱苦的東北大學去任教，因為在梁啟超看來，工作要從艱辛起步，切不可貪圖安樂。
梁啟超的二兒子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碩士畢業後，梁啟超為這位學習考古的兒子，親自聯系當時的考古學家李濟，甚至自掏腰包，要求兒子梁思永前往參加實地考古工作，而震驚中外的殷墟考古，便是得益於李濟、梁思永等人的發掘，最終，梁思永也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
但這位梁氏家族的締造者，最終未能戰勝時間，1926年，梁啟超因為尿毒症到北京協和醫院手術，沒想到醫生卻誤將梁啟超建康的右腎割掉，而留下了病變的左腎。這起重大的醫療事故之後，梁啟超的建康持續惡化，考慮到西醫初入中國，如果公開抨擊協和醫院，更將加劇國人對西醫的質疑，因此梁啟超選擇將此事遮掩下來，對此，他的想法是：“願為眾生病。”
到了1928年10月12日，梁啟超拖著病體正在寫作《辛稼軒年譜》，恰好寫到辛棄疾61歲那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並作文寄托哀思。梁啟超於是摘錄下了這篇文章中的四句：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之後，梁啟超再次病發被送往醫院搶救，這四句話也成為了他最後的留筆。
救治一直持續到1929年1月19日，最終，梁啟超病逝於北京，並安葬在北京西山臥佛寺，與發妻李蕙仙合葬。
梁啟超去世後，學習建築的長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共同為他設計了墓碑，墓碑除了紋飾，沒有任何文字，此前，梁啟超曾經說：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而友人沈商耆則為他送上挽聯，作為對梁啟超一生的評價：
“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後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晚年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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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去世，梁家的第二代也隆重登場。
梁啟超病逝前一年，長子梁思成和兒媳林徽因共同從美國留學歸來，在梁啟超的建議下，梁思成前往東北大學任教，並親手創立了東北大學建築系，培養了中國最早一批建築專業人才。
對於即將到來的世界風雨，梁啟超顯然有著超前的認識，在叮囑在海外留學的孩子們時，梁啟超說：
“你們回國後職業問題大不容易解決，現在那裏有人敢修房子呢，學校教授也非易，全國學校除北京，幾乎都關門了……我想你們這一輩青年，恐怕要有十來年——或者更長，要捱過極艱難困苦的境遇，過此以往卻不是無事業可做，但要看你對付得過這十幾年二十年風浪不能？”
在艱難困苦之中，梁思成頂住了風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占東北，梁思成改而南下北京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從1931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梁思成與林徽因率領著中國營造學社的考察隊，走遍了國內15個省、19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700多處中國古建築。
這是中國建築史上，前無古人的事業。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主持建議下，始建於北宋時期的杭州六和塔最終被重修一新，而梁、林夫妻倆人更是四進五台山，最終在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發現了始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佛光寺大殿，從而打破了日本人斷言中國根本不存在唐代木結構建築的結論。
對於這持續多年的古建築考察保護之旅，林徽因曾經在1936年一封信中，談到她和梁思成在前往山東青州路上的經歷：
“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車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處亂抓，結果渾身是包。”
盡管出身名門，但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一樣並不以為然，她甚至在生完孩子後不久就跟著梁思成一起長途顛簸、上房攀瓦，到處測量考察，以求記錄保護民國時期年久失修的海量古建築。
▲林徽因與梁思成。
在時代的巨變中，這個家族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行，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當時，梁啟超的三子梁思忠已經從美國西點軍校畢業，此時剛好擔任十九路軍炮兵上校，梁思忠隨即帶領戰士投身淞滬抗戰，在戰鬥期間，由於誤喝了戰地上有毒的髒水，梁思忠最終染病去世，年僅25歲。
與兄弟們的奮鬥拼搏相似，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也不甘人後，1930年梁思永從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碩士畢業後，隨即投身到中國的考古事業當中，並在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的炮火中堅持科學考古，並為殷墟的系統發掘奠定了功勳，由於長期堅持野外考古，到了1932年，梁思永得了烈性肋膜炎，醫生從他胸部中整整抽出了四瓶水，但稍有康複後，他立即重返了殷墟考古現場。
抗戰爆發後，梁思永又跟隨著抗戰軍民一路輾轉遷到西南的昆明和李莊，由於抗戰時期條件艱苦，加上工資低微長期飲食不良，梁思永最終發展成了肺炎，1945年抗戰勝利後，梁思永為了重返考古現場，當聽說通過切除肋骨可以使有病的肺萎縮下來時，這位硬漢竟然找到了當時重慶的高唐奎醫院，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但他最終，還是沒能重返他心愛的田野考古現場。
由於病體影響，梁思永此後大部分時間都是躺著休息，站立時必須拄著拐杖，1948年，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起被評選為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這位科學硬漢在新中國成立後，又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54年，這位硬漢最終因為心髒病去世，年僅5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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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前一個月，1937年6月，梁思成與林徽因前後歷經四進四出，終於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曾經在敦煌壁畫中見過的佛光寺大殿，並在大殿內找到了銘文，確認其是國內幸存的唐代木構建築，但喜悅並沒持續多久，隨著全民抗戰的烽煙燃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毅然決定跟隨抗戰軍民撤退後方，他們一路輾轉經鄭州、長沙、湘西、貴州遷到昆明，由於物價飆漲工資低微，林徽因不得不每天來回爬4次山坡，去雲南大學教英文賺錢補貼家用。
為了維持生活，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也和西南聯合大學許多教授的妻子一樣，在小路邊擺攤變賣衣物，來維持生計。
由於日軍頻繁轟炸昆明，1940年，梁思永任職的史語所和梁思成任職的中國營造學社，被迫遷往四川南溪縣的李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由於四川氣候夏天悶熱、冬季濕冷，結果林徽因很快病倒，當時，林徽因的老毛病肺結核發作得厲害，她經常連續幾周高燒不退，夜間則盜汗不止，後來林徽因的女兒梁思冰回憶母親說：
“李莊沒有醫院，她瘦得簡直可以說不大像個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頭棒棒了。”
林徽因重病在床，但梁思成卻由於中國營造學社經費困難，不得不去向國民政府教育部乞求支援，以維持中國營造學社的生存，梁思冰回憶說：“（父親梁思成）他說他當時就是個叫花子，經常要去化緣。”
在戰亂的動蕩和疾病摧殘、經濟窘迫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卻仍然堅持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們一起著手撰寫《中國建築史》，以求將多年來的古建築調查成果整理成書，為了節約經費，梁、林二人對於設計圖紙和建築施工一直親自親為，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欠下了不少債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