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確認為西漢文帝帝陵——霸陵，糾正了《類編長安志》等傳統史籍關於霸陵位於鳳凰嘴下的千年誤會。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確認，填補了西漢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環，使西漢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確定，但圍繞著霸陵和文帝的歷史之謎並未完全揭開。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為何一改從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漢的兩千年厚葬舊俗，力行薄葬新風？
文帝為何違背祖制，不跟隨父皇高祖劉邦、皇兄惠帝劉盈入葬鹹陽原皇家墓葬區，而是另選遠離鹹陽原的白鹿原營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環繞的結構布局，與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明顯不同，這一耐人尋味的陵制差異，究竟透露出什麼微妙的信息？
江村大墓與鳳凰嘴、南陵、竇皇後陵位置關系。國家文物局 供圖
節儉薄葬之謎
早在上古時代，人們就有了靈魂不死的觀念。《禮記·祭義》有“事死如事生”之說，認為財產的占有不因生死而發生本質變化，財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榮，也是死後生活的保障。殷商時期，這一觀念更加強化，先人魂魄受到後人無限崇拜，社會心理開始崇尚厚葬。考古發掘的殷商貴族王室墓，王陵規模浩大，墓穴精致豪華，隨葬物品豐富。
周代商後，繼承了厚葬之風，不同階層人士的墓穴和隨葬品規格都有不同的規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隨葬品越多。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超越禮制束縛的僭禮、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華厚葬更是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西漢初年，歷經秦末戰亂和楚漢之爭，人口減少，經濟凋敝。據《史記·平准書》，當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都沒有用四匹同樣毛色的馬匹拉的車駕；“將相或乘牛車”，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車；“齊民無藏蓋”，平民百姓家裏沒有儲蓄餘錢；物價騰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一萬錢才能買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產家庭總資產）只能買一匹馬。
雖然自高祖劉邦起，漢朝就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但社會生產力歷經惠帝到文帝時期仍然沒有完全恢複。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客觀制約下，文帝沒有實行厚葬的經濟基礎。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觀上的節儉治國思維。據《史記·孝文本紀》，文帝在位23年間，沒有新修宮室苑囿樓堂館所，沒有增添車馬衣物，平時只穿粗厚絲綢制作的衣服，最寵幸的慎夫人所穿長裙也不會拖到地面，帷帳上沒有刺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為天下人做節儉表率。
文帝“嘗欲作露台”，讓工程技術部門估價後發現需要耗費百金。文帝認為，“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百金相當於10戶中產家庭的全部財產，他繼承先帝皇位都誠惶誠恐，若修建如此鋪張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廢此事。
文帝在現世生活中的節儉態度，自然會投射到他對身後陵寢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隨從商周到秦漢近兩千年的厚葬餘風，身體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實行薄葬，可能還有防止身後被盜墓摸金的顧慮。
由於人們把厚葬當成炫耀地位財富的方式，導致大量珍寶重器聚集地下，盜墓現象由此產生，嚴刑重法都無法遏制。吳王闔閭墓違禮厚葬，結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盜掘。著名的秦公1號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豐厚，榮登遭盜掘次數和盜洞數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發掘此墓時，剛揭開墓上的耕土層，就發現盜洞247個；發掘到第3層台階平面時，也有60多個盜洞；發掘到槨室時，還有10多個盜洞。考古學家據此推測，秦公1號大墓從漢代一直被盜掘到唐宋，成為摸金校尉們的“網紅打卡地”。
西漢時期，社會精神豪放曠達，江湖氣頗重，“掘塚”挖墓成為常見的發家致富營生，逼得漢文帝必須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慮防盜問題。
中國古代帝陵修建，通常從皇帝即位時就已經開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視察工程進展情況。看到帝陵風水極佳，施工有條不紊，文帝興奮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如果用北山的石頭做成棺槨，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頭縫隙中，再用漆將石頭、麻絮黏合為一體，那任誰即使有金剛鑽也無法撬開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馬溜須頌揚之聲，只有中郎將張釋之從容進言，“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如果裏面有人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大量貴重陪葬品，即便是將華山秦嶺等南部山脈全部封禁，也會留有可乘之機，被人打開發掘；“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如果裏面沒有激發人們貪欲的豐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頭棺槨也會安然無恙。文帝聽後，幡然醒悟，“稱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銀銅錫等貴金屬裝飾；甚至“不治墳”，不起高墳，其意不僅是“欲為省，毋煩民”，節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墳塚惹人注目，引來摸金之徒。
後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宮駕崩，遺詔中言“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認為生老病死是天地萬物的自然歸宿，無需哀痛，對死亡頗為看淡；並批評當時的厚葬之風，“當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帶頭破除厚葬之風，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過三天，全國百姓三天之後必須脫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喪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樣，不得有任何改動。
文帝遺詔並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發現的金銀裝飾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燒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鐵器、銅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樣三分之一大小，並非實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實際出土，基本上印證了史籍中關於文帝薄葬的記載。
但在距離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親薄太後南陵，考古工作者卻發現了上百件明顯帶有異域草原風格的金銀飾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樣制作，具有實用性，質量等級高於文帝帝陵陪葬。這一發現，不僅印證了史籍中薄太後文帝母慈子孝關系的實情，更隱藏著文帝霸陵選址遠離父皇高祖劉邦長陵、皇兄惠帝劉盈安陵的秘密。
遠離父兄之謎
劉邦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建立漢朝後，在長安西北的鹹陽原設立皇家墓葬區，駕崩後安葬於鹹陽原長陵，其子惠帝亦在鹹陽原營建安陵，陪伴父皇。經過兩代君主的示範帶動，大漢天子入葬鹹陽原已經成為政治正確。
漢惠帝早逝無親生子，以呂後、呂產、呂祿為代表的呂氏外戚企圖擁立非惠帝之子為帝，以繼續控制朝政。漢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陳平等元老在呂後去世後，果斷發動政變，誅殺諸呂，立惠帝之弟、且是劉邦在世諸子中最為年長的四子代王劉恒為帝，是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繼承大統，走向人生巔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臨一個在既有空間內無法化解的難題。西漢帝陵規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後，父為昭，子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廟排位中，父親即始祖兒子為昭，在左；兒子即始祖孫子為穆，在右；始祖孫子之子又為昭，在左；始祖孫子之孫又為穆，在右，以此類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終異列，祖孫始終同列。
具體到鹹陽原西漢帝陵格局，高祖劉邦長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長陵右邊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則應在長陵左邊即東方。但文帝並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異母兄弟，同屬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長陵之左即東方，而右邊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營建上處於左右不得逢源、東西無法過問的尷尬境地。
如果繼續在鹹陽原營建帝陵，不僅文帝本人的位置無法擺布，母親薄太後即薄姬的名分亦頗為尷尬。
薄姬原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國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與劉邦共同對陣項羽。後有相面大師為薄姬看相，認為薄姬貴不可言，當生天子。魏豹自認天命在身，遂脫離劉邦中立，試圖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劉邦大怒，派大將曹參滅掉魏豹，將薄姬納入後宮，但“歲餘不得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