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一輩子的讀書、思考
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文 | 潘文穎
轉自： Hello董明明先生
我出生在中國西南部一個教育並不算發達的小城，先是在清華大學念了本科，後來又去了斯坦福大學讀完了生物工程的博士。
我覺得自己不過是個普通人，智商很普通，家庭也很普通，後來卻也的確是接受到了有點不同尋常的教育。如果說自己小時候同別的小城裏的小孩子有什麼不同的話， 大概就是自己在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裏讀了很多所謂的“閑書”。
一個家庭的社會階層和文化涵養
很大程度影響到下一代教育
有句話說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人的時間，這句話有一定道理。一個家庭的社會階層和文化涵養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下一代的教育，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如今學區的好壞都成為了當地房價的主要決定因素。
我在斯坦福接觸到的美國學生大多來自富裕的中產家庭，父母很多都是醫生、律師、教授或者工程師。
斯坦福的國際學生也大多數來自本國的精英階層。在我所在的矽穀，這邊小孩子很多在中學的時候父母會給他們尋找機會，去名校裏參加各種夏令營或者科研實驗室做實習，去第三世界國家做志願者，或者去參加模擬聯合國的辯論。
當然不排除這背後很現實功利的動機，這些經歷都會為美國的大學的申請簡歷增色。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經歷會影響一個人的見識、眼界和思維層次。
如果說決定一個人人生所能達到的高度的是一個人的思維層次，那麼一個人的家庭環境的確會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層次 。
閱讀可以塑造一個人
的思維層次和價值觀
很多時候，跟一個人聊天就大概能夠猜出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因為一個人的談吐和他所關於的話題透露出他的價值觀和思維層次。
然而塑造一個人的思維層次和價值觀的，除了原生家庭以外，也可以是自身的閱讀，或者互聯網時代的網絡課堂。
之前天涯上廣泛流傳過一個名為 “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的帖子。帖子的內容很現實很骨感，小鎮青年的確容易有小鎮青年思維的局限，但我覺得並不是說一個家境普通甚至貧寒的孩子就沒有機會擁有一個豐富的人生。
一個人無法決定自己出生的家庭，卻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取知識和擴寬自己的眼界。
斯坦福博士
在國內求學時代的閱讀經歷
我在大學之前幾乎沒有出過四川，初中才開始學習26個英文字母和接觸電腦鍵盤。
當我進了斯坦福，同學中有從小就把電腦當玩具的，也有從小跟隨父母去過世界各地旅行的，但我並沒有覺得我們不同的成長經歷在見識和能力上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差距。
川西一隅成長的童年和少年，我有幸讀到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和不同時代的好書， 這些書塑造了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給了我勇氣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如今不時漫步於舊金山的海邊，面朝著太平洋，不時想起了在彼岸的川西小城裏我瘋長的童年。
農業小縣城，小時候那個城市只有縱橫的兩條街，我長大的年代，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最快的幾年，城市的擴張，讓原來的農民成了城市居民，像很多中國別的小縣城一樣，為了生計， 很多年輕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留下孩子給爺爺奶奶照看。
祖父母輩溺愛孩子，同時也管不住這些半大不懂事的孩子們。家鄉沿河而建，冬天裏河水枯了，我們一群半大的小孩下到河床裏去逮那些困在水窪裏的小魚小蝦。
那些年，整個小城像個巨大的工地，不停有舊房在拆，新房在建。放學後，我們在舊房的拆遷的廢墟中竄來竄去，誰偶爾尋得半片古董樣的瓷碗或是古幣就會在小夥伴間炫耀半天。
在嘈雜的居住環境裏通過書籍
打開了外部世界的大門
小時候略知世事的年紀，我有大把的時間望著窗外發呆。在那個電視劇還沒有泛濫的年代，窗外的世界在上演著不插電的現實劇。
我們的樓對面是一棟農村安置房，裏面的住戶艱難的適應著城市的生活。
一樓的一對夫妻開了個小賣部，貧賤夫妻百事衰 ，夫妻倆吵架不斷，吵的凶的時候，女的提著菜刀追著男的滿街跑。三樓住著一個寡居老人，總是穿著同樣一身黑布衣服，每天顫顫巍巍提兩把菜回家。
五樓住著一個帶著年幼孩子的單身母親，母親白天出去做生意，便把三四歲的兒子反鎖在家裏，這個孤獨的小孩經常爬上窗台的防護欄對著樓下大喊大叫。
在那樣的日子裏， 書是我通向外面世界的秘密通道，讓我一頭浸泡在現實世界的油鹽醬醋中，一頭卻想象著詩與遠方。然而正是從遠方世界透過來的點點微光，指引著我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對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和作家
小時候，小城裏流行一種租書攤，和那些賣炸土豆和小零食的攤子一樣開在中小學門口，通常是些武俠、言情和漫畫類的閑書，通常三五毛錢便可以蹲在那裏看一下午。
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在租書攤上， 我讀到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萬水千山走遍》，讓我開始想象一個柔弱的亞洲女子穿行在廣袤的沙漠和中美洲的枯樹草原。
她的細膩的文字讓我看到了除了眼下雞零狗碎的市井生活之外，外面的世界還很大。那段時間我收羅了所有我在小城能找到的遊記，癡迷於各種流浪於天涯海角的傳說。
當同齡的小女孩在崇拜著謝霆鋒和王力宏的時候，我在崇拜著李樂詩和Jane Goodal。
李樂詩是第一位踏足世界三極（南極、北極和珠峰）的中國女性，同時也是攝影家和作家，並傾其所有心血建立了極地博物館以增進公眾對極地的保護意識。
Jane Goodal本是英國的女護士，因為對野生動物的熱愛，在非洲坦桑尼亞雨林研究大猩猩三十年。
其後半生致力於建立 “Roots and shoots” 全球兒童環保組織。而十多年後，在舊金山的一次講座上，我竟然親眼見到了年過七旬的Jane Goodal。在本該安享晚年的年紀，她仍然在頻繁往返於不同的大陸，進行各種環保講座。
因為兒時的偶像是如此獨立而內心強大的女性，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竟然全然不覺得有什麼事情是身為女生不能去做的。
小學的時候，作為唯一的女孩子混在一群男孩子中打乒乓球；高中的時候，又是唯一一個搞物理競賽的女生。直到現在，也經常是公司開會的時候一群工程師和科學家中唯一的女性。
長大以後才意識到身為女性有很多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和束縛。像“考得好不如嫁得好”這樣的話並不是種戲謔，而“女博士”是第三種人的標簽也不僅僅是種戲謔。
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在努力倡導男女平權。直到幾年前Facebook 女高管 Sheryl sandberg仍然在《Lean in》一書中呼籲女性要向前一步追求自己的事業和人生。
而年少的我，只是因為那幾個心懷世界的女性，懵懂的受到了同樣的啟蒙。
史鐵生的《命若琴弦》
讓我更加懂得了熱愛生活
初中的時候開始進入青春期，身體迅速的發育，那是個用叛逆來宣告自己人生主權的年紀，也是個第一次開始去想象自己要過怎麼樣的人生的年紀。
書，成了我尋找答案的線索。那個時候小城裏僅有一家書店：國營的新華書店。除了那些農業育種、農藥殺蟲類的實用技術讀物以外，還有整整一大書櫃的文學名著。倚靠著那個有些年代的實木大書櫃，我度過了無數個悠長而愜意的周末。
那個時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史鐵生的小說《命若琴弦》，史鐵生在活得正年少輕狂的二十歲突然失去了雙腿。困頓於搖椅上的痛苦和失落幻化成對生命更深刻和通透的理解。
《命若琴弦》是個寓言，本質上說的是生命本來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赤裸裸的來，最終又赤裸裸的離去。
但是我們仍然要去賦予生命一個意義和目的，因為我們需要一個看的著、摸得到的目的讓人生避免陷入空虛和迷惘，我們更需要這麼一個目的讓生活豐富和充盈起來。
後來讀了更多書，才明白這其實是存在主義的想法。
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主義是解構傳統的生活方式的，是對人精神上的松綁。這意味著一種自由，既然人生本沒有既定的意義，人便有了自由去定義自己的人生。
沈從文和王小波喚起我對精神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