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高校“分類發展”幾乎成為一個共識性議題，但在具體運行層面，不同類型高校仍然共享著一套相對統一的評價體系。這種張力，使得應用型高校長期處在一個略顯尷尬的位置：一方面被要求突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在學科評估、學位點建設、科研項目與成果評價中，持續接受以學術產出為核心的指標體系約束。
在這一背景下，“應用型高校如何定位自身”，並不只是一個辦學策略問題，更接近一個結構性問題：當評價體系的底層邏輯未發生明顯變化時，分類發展的實際空間究竟有多大。
今天，一讀為大家分享針對這一議題下上海應用技術大學校長汪小帆的思考。其討論並不局限於單一學校的改革路徑，而是集中回應了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命題：在“同一把尺子”長期存在的條件下，應用型高校如何重新理解自身的辦學邏輯。
汪小帆 上海應用技術大學供圖
長期以來，應用型高校面臨一種“夾心層”困境：論創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學“高大上”；論人才培養，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氣”。由此帶來的，是政策支持與資源投入上的相對空檔與短缺。
作為上海應用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上應大）校長，汪小帆近年在推動學校系統性改革的過程中試圖回答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在分類發展的新格局下，應用型高校如何重新校准自身定位，辦成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替代”的大學。
事實上，同時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汪小帆在2025年就提交過一個關於加快推進高水平應用型高校建設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的積極回複。今年，他欣喜地看到，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分類推進高校改革”。教育部也將此列為今年的重點工作，並提出以辦學能力優質、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優秀為目標，啟動實施高水平應用型大學建設計劃，即“雙優”工程。
01
“夾心層”困境，需主動破解
《中國科學報》：在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基本辦學定位中，應用型高校建設面臨“夾心層”困境。這種處境的根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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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帆：從數量上看，在我國1300多所本科高校中，應用型高校的比例其實是最高的。問題在於，我們長期以來是把所有本科高校放在同一個“籃子”裏評價的。
無論是學科評估、學位點和教學成果獎等評審，還是各類項目申報，都是用同一套指標來衡量。這導致一些情況下，如果沒有博士點、國家獎等，一些高校可能連“入場資格”都沒有。
在這種評價導向下，各個本科高校自然都會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比如學院要爭取更名為大學，要爭取獲批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單位，並追求人才、經費、論文、獎項等。這導致所有本科高校實際上都在同一條賽道上競爭。在追求這些指標的過程中，不少地方應用型高校可能會弱化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導致創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學“高大上”，人才培養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氣”，由此形成了所謂的“夾心層”。
《中國科學報》：這種評價導向，給應用型高校原有特色帶來了什麼影響？
汪小帆：影響是比較明顯的。一方面，這些年不少高校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同質化”發展的傾向。
以上應大為例，學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上海輕工、冶金、化工三所高等專科學校。這三所院校特色鮮明，“緣行業而立，依企業而強”，與產業之間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2000年，上海應用技術學院在三所高等專科學校基礎上合並組建成立。2016年我們由學院更名為大學，2021年獲批博士學位授予權。前後用了大約二十年時間，我校實現了從專科學校到擁有本、碩、博完整培養層次大學的超常規跨越式發展。
在“更名大學”和“博士授權”等提升辦學層次和水平的過程中，為達到指標要求，我們不斷擴充學校的學科專業，形成了同質化發展的趨勢，並且由於學校不再隸屬行業管理，行業特色和影響力也有所減弱。
《中國科學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用型高校應如何找准自身定位？
汪小帆：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教育部部長懷進鵬明確提出：“大力推動高校從注重學科發展向服務國家使命轉變。”這句話對所有高校都適用，對應用型高校而言尤為緊迫。
過去在同一套評價體系下，應用型高校在辦學過程中形成了較強的“學科邏輯”。在當前這個階段，我們必須盡快從學科邏輯轉向需求邏輯，尤其是轉向以產業需求為核心的邏輯。
這種轉向意味著什麼？首先，在專業設置上，不能因為“學校有這個學科”就一定要辦這個專業，而要思考區域產業發展是否真正需要；其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重新設計培養模式，而不是簡單沿用傳統路徑；最後，要看培養的人才，產業是否真正歡迎、能否適配。換句話說，就是從“入口—過程—出口”三個環節，整體圍繞需求來重構。
以上應大為例，去年上海市屬高校在上海高等教育“重服務、強貢獻”計劃的部署和指導下，突出需求導向和產業導向，實施“一校一策”的綜合改革，明確了每所高校的辦學定位。上應大入選首批應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養改革試點高校，明確要對接服務上海美麗健康、智能制造、先進材料三大產業。
一個學校不可能什麼都辦，也不能什麼熱就辦什麼。辦學定位這個問題其實很現實，找准定位不容易，但更難的是把定位堅持下來。
02
改名稱容易，轉理念難
《中國科學報》：2025年，上應大把原有的9個學科性工科學院實質性重組整合為5個技術學部，這一改革的動因是什麼？
汪小帆：這次改革，表面上看是“學院”到“學部”的調整，本質上是從學科邏輯向產業需求邏輯的深刻轉變。
過去設置的9個工科學院，更多是按照學科體系來劃分的，導致教學和科研都有較深的學科痕跡。這次重組，我們遵循“隨產而動，隨需而調”的學科專業動態優化調整機制。例如，智能技術學部就是由原來的機械、電氣、計算機和軌道交通4個學院實質性重組而成，專業數也從15個重組為11個，並將繼續優化。
當然，改名稱容易，轉理念難。如果只是把“學院”改成“學部”，但我們的思維方式、人才培養和科研模式沒有變的話，那改革就沒有意義。
《中國科學報》：在學部架構搭建起來之後，教師隊伍面臨哪些突出挑戰，學校如何在用人和評價機制方面推動改變？
汪小帆：所有的改革最終都要靠教師去落實。尤其在人工智能（AI）背景下，人才培養和科研模式需要變革，教師的角色也需要隨之改變。
我們這些年引進的青年教師，大多是名校畢業的博士，學歷高，學術水平也較強。但一個突出問題是，不少教師一直處於“從學校到學校”的發展路徑中，缺乏產業經驗，導致他們研究的問題未必是源自產業需求的真實問題。我們希望引導教師從“發論文”轉向“做創新”，努力實現與產業需求相關的落地轉化。
目前，我們正在推出產業教師聘任與管理辦法，計劃從產業界全職引進一批教師，同時以兼職方式引進一批。眼下，我們正在組建9個“產教研協同育人團隊”，並明確了兩個比例要求：一是企業人員占比不低於20%，如果以每個團隊20人計，企業人員至少應達到4人；二是校內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要占到三分之二。
我真心希望一批年輕教師能夠成長起來，這是學校的未來。到2035年，乃至2050年，他們都將是學校發展的中堅力量。
《中國科學報》：在上應大，學校對新聘任的教師有“非升即走”的考核嗎？
汪小帆：沒有。在部分研究型大學，青年教師如果幾年拿不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就會覺得難以為繼。但在上應大，能否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並不決定教師的去留，我們不以此作為考核標准。
關鍵在於如何引導教師從注重發表論文轉向注重做創新，讓做創新而非發論文成為應用型高校教師的追求。
《中國科學報》：不看論文、不看基金項目，創新怎麼量化？
汪小帆：這是個好問題，也很有挑戰性。量化指標的好處是容易操作，但我們要探索不同的方式。
比如，有團隊實現了成果轉化1000萬元，我們就允許團隊成員以此申報職稱；有團隊承擔千萬級項目，即使青年教師不是負責人，只要有實際貢獻，也可以得到認可。核心是看真實貢獻。
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機制，引導青年教師參與有組織的科研。未來大家更多關注“為產業解決了什麼問題”，應用型高校的價值就會更加清晰。
上應大的王牌專業是香料香精化妝品，全國一半以上的香料香精技術人才畢業於我校。學校也因此被譽為“中國調香師的搖籃”。讓我特別自豪的一件事是，有位企業老總跟我說，“我們國家香料香精企業之間的競爭，就是上應大校友之間的競爭”。這就是對我們的認可。這比單純的量化指標更具說服力，也更難造假。
03
產教融合，不能一頭熱
《中國科學報》：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背景下，應用型高校如何將AI真正融入產教融合體系？
汪小帆：我們正在推進幾個方向。
首先是產教研協同育人團隊建設。我們計劃組建9個團隊，其中圍繞香料香精化妝品領域會組建3個，每個團隊都必須體現“智能化”的元素。也就是說，團隊成員不能只來自傳統專業，還要與智能制造、AI等方向的教師深度融合。
深化產教融合是必由之路，但確實存在“學校熱、企業冷”的難題。在我看來，破解這一困境，關鍵在於學校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校企協同，因為企業首先要考慮的是生存和發展，如果做不好是會被市場淘汰的，而學校可能缺少這種緊迫感。只有找准雙方的共同點，合作才能行穩致遠。
目前，我們正探索一種全新的校企合作模式。東富龍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鄭效東於1984年畢業於我校化工機械專業。近期雙方正在共建上應大-東富龍智能制造創新研究院，預計4月下旬正式投用。研究院將“引企入校”，將食品、化妝品、藥品智能制造中試線引入校園，未來還將與企業聯合開展技術攻關和創新研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