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鍾愛科研的博士：疫情突發後，如何做出兩難選擇

來源 | 神經學術公眾號

作者 | Kara Fikrig

編譯 | 唐家輝

校審 | 王思珍

最近，編者發現Science期刊於2020年5月8日在線發布了一篇很特別的小文章，題目為「A Ph.D. on hold—indefinitely」，作者Kara Fikrig是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一名三年級博士生。

那麼，為什麼是一篇很特別的小文章呢？在編者看來，首先，和大家一樣，Kara

Fikrig有一定的學術情懷，也飽含家人情感和擔當；其次，深層次地，同作者家人一樣，也高具社會責任感；再次，同樣地，相信，和大家有類似的經歷或感受，那就是畢業壓力；最後，也是最特別的，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如何在摯愛科研、畢業壓力、以及健康、家庭、社會等方面做出思考、權衡與認知？以及如何面對糾結？如何轉變心態？

原本，作者計劃在秘魯某地研究引發登革熱疫情的「兇手」——蚊子，然而，面對突發疫情，作者不得不……

我（Kara

Fikrig）在一家秘魯伊基托斯的公寓里，正在思考如何在科研和個人健康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原本，我來到伊基托斯是想採集數據，完成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遺憾的是，因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秘魯政府在9天前宣布全境封鎖，所以我的工作被迫擱置了。起初，我的計劃是等到秘魯疫情結束後繼續我的研究。但後來我得知，秘魯的機場和邊境將無限期關閉。而第二天，有一架美國撤僑專機將離開秘魯，這可能是我回美國的最後機會了，因為伊基托斯是一個交通不便的偏遠城市。因此，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裡，我必須決定是把對我意義非凡的研究放在首位，還是放棄我的野外考察，離開秘魯。

（圖片引自: Kara Fikrig, Science 2020; 368）

「I have no idea when I might be able to return to Peru.」

一個月前，我向朋友、家人、以及我的狗狗告別，然後出發去秘魯。在過去的兩年里，我為這次的野外調研做了充分的準備。這一興奮時刻即將到來。

當飛機降至雲層之下，進入伊基托斯時，我俯視著一望無際的森林、蜿蜒曲折的亞馬遜河，很難想像，我將在這裡用6個月的時間來研究引發登革熱疫情的關鍵——蚊子。

然而，兩周後秘魯全境封鎖。所以，我必須做出選擇：一方面，如果我留在秘魯，我的實地考察工作可能會被推遲，而一旦當地的限制被解除，我就可以馬上復工。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回到美國，鑒於嚴峻的疫情現狀，我可以獲得足夠的幫助和安全保證，如果需要，我還可以協助我的父母，他們都是傳染病醫生。

如果我做出第二種選擇，即回到美國，那麼，我的實地考察工作將很有可能會因疫情而被推遲數月，甚至數年，因為國際旅行限制時間很可能會比當地旅行限制時間要長。

此外，令我擔心的還有畢業時間的問題。今年是我博士在讀的第三年，我所在的系只提供為期5年的資助基金。

此時坐在公寓里的我，心情十分沉重。

我的第一個念頭則是繼續留在秘魯，不惜一切代價完成野外調研。我願意做出一些犧牲來完成這個項目，這項研究對我的職業生涯和該地區的公共衛生都很重要。但隨著新疫情消息的不斷傳來，大家逐漸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所以，最後，我決定，無論我的工作會受到多大的影響，我都要回家。

在秘魯全境封鎖的第10天，我收拾了行李，和其他撤離的人一起乘大巴去了機場，準備回家。

3月27日，我終於回到了紐約北部的家裡。但是，在此之後的幾周里，我一直在糾結未來會是怎樣。我的野外調研甚至還沒正式開始，就被迫結束了，沒有數據，沒有可展示的東西，未來何去何從，我不可預知，我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回到秘魯。

我正努力接受一個悲傷的事實，那就是，我博士順利要比我最初計劃時間還要長。

回到美國後，有時候，我還是忍不住在想當應不應該離開秘魯。但是，當我看著我的家人，我想我明白為什麼會做出這個決定了。我現在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他們正忙於治療新冠肺炎患者，而我也可以分擔一些雜務。

令人欣慰的是，即使我們中的任何一人生病了，我們也不至於相隔半個地球。這讓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和家人的幸福比我的研究更重要。

然而，和家人在一起，也不能消除我的畢業壓力。

幸運的是，我的導師保證資助我直到我完成博士論文，而其他那些面臨類似處境的研究生，估計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現在，一些機構也對終身教授開始實行一些保護政策。

我認為研究生也應該得到類似的保護政策，比如給予額外一年的資助。儘管，這樣的措施並不能完全消除疫情帶來的焦慮感，但是，至少可以減輕一些財務和後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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