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專欄｜陳忠海：宋朝的“鄉村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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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代，商業也很發達，宋朝在“重農”的同時並不“抑商”“賤商”，人們對從事商業基本不再抱有歧視感，很多人願意去經商，通過商品交易或者從事手工業生產發家致富，出現了一個富有的商人群體，這些人通常被視為“有閑階層”，除衣、食、住方面的享受外，他們也有旅遊方面的需求。

宋朝還有一支較以往更為龐大的官吏隊伍，宋代科舉“擴招”，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數大增，平均下來每年幾乎都是唐朝的10倍，唐朝貞觀年間全國官員人數僅7000多人，而到北宋宣和年間，官員人數已達到48000多人，這還只是朝廷“在冊”官員，不包括數量幾倍、十幾倍於此的胥吏。通過科舉入仕的官員多有“文人情結”，加上宋朝又以官員薪俸高、福利好著稱，為官員們進行旅遊活動創造了條件。

大批具備文人和官員雙重身份的旅遊者走進鄉村，體驗鄉村生活，成為一道新景觀，這從他們創作的大量田園詩中就能看出來。據統計，有近500位宋朝詩人留下了田園詩，總數超過4000首，其中：範成大140首，楊萬裏75首，劉克莊70首，梅堯臣40首，蘇轍36首……這些數字大大高於前代類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園詩被認為寫得最好且詩作較多的是陶淵明和王維，他們留下的田園詩都只有30首。

宋代鄉村旅遊者中還有一個特殊人群，就是應試的士人，在只能用腳一步一步完成長途旅行的情況下，有人索性把漫長枯燥的旅途變成了一路上的“鄉村遊”，條件好的學子出行時還會帶上一個或幾個仆人，或者幾個學子結伴而行，這其實也是一個龐大的旅遊群體，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來京城應試的“貢舉人集闕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動起的“鄉村遊”幾乎成常態化，可以想見，他們也帶動了鄉村旅遊的繁盛。

農民辛苦勞作，農閑時也希望得到放松，他們既是鄉村旅遊的組織者，也是鄉村旅遊的參與者，蘇軾在《和子由蠶市》一詩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民也具備了旅遊的興趣與渴望。

特色旅遊

旅遊者走進鄉村，自然要觀賞農事，詩人、旅行家範成大在鄉間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腳步細心觀看，理學家朱熹來到鄉間，看到稻穀已經成熟，寫下了“禾黍誰言不陽豔，晚炊流詠有餘香”的詩句，在宋朝詩人的筆下，幾乎所有農事活動都被寫入詩中，有的還“去鋤南山豆，歸灌東園瓜”，親自體驗農業勞動，有的“拄杖閑挑菜，秋千不見人”，或者“菊援分陽甲，滕岩下早英”，相當於采摘活動。

春天，鄉村百花盛開，“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像蘇軾那樣的“花癡”，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一些鄉民看到種植花卉能帶來商機，就有意識大量種植以吸引遊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五色錯列”。洛陽等地素以牡丹著稱，當地還組織起牡丹花會，賞花也賣花，歐陽修曾記載說，花會上“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說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種“姚黃”價格非常昂貴，種花、賣花甚至嫁接新品種成為一部分鄉民吸引旅客並實現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發展鄉村旅遊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洛陽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鄉村則開發出“遊江”“蠶市”等活動，宋人陳元靚在《歲時廣記》中描繪：“於是，都人士女，駢於八九裏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宴於寺內。寺前韌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歡樂，倍於往歲，薄暮方回。”從描繪的情景看，“遊江”相當於“旅遊節”，“蠶市”相當於“商品交易會”，除“蠶市”外，有些地方還舉辦“藥市”等活動，還有各種“廟會”“道會”，這些“旅遊搭台，經濟唱戲”的活動，在當時廣大鄉村已不是稀罕事。

在各地鄉村旅遊中，還流行著許多人們喜聞樂見的遊戲活動。宋時，一種叫“鬥草”的遊戲在廣大鄉村十分盛行，它分為“文鬥”和“武鬥”兩種，“文鬥”是比關於花卉百草的知識，看誰懂得多；“武鬥”是雙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韌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狀，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斷者為勝。在宋朝，“鬥草”遊戲深受成人和兒童的喜愛，範成大在《春日田園雜興》中寫道：“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

宋朝鄉村旅遊中還有蕩秋千、放風箏、鬥雞等流行的娛樂活動，其中蕩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後踏青郊外遊的一項“保留活動”，被稱為“半仙之戲”。放風箏也非常盛行，“萬人同向青霄望，鼓笛聲中度彩球”，當時還流行一種玩法，清明節時人們將風箏放高放遠，之後將線割斷，讓風箏帶走一年的“黴氣”。

繁榮經濟

鄉村旅遊的興盛帶動了經濟發展，宋朝的旅店業等較以往有極大提升，與這股“鄉村旅遊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宋朝之前，旅店業的主要經營者是官府，基本是為國家驛站系統配套服務的。宋朝以後，在鼓勵商業活動以及旅遊業興盛的背景下，私營旅店業開始興旺發達，不僅大城市裏旅店林立，而且廣大鄉村也到處開設了旅店，在宋人的詩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隨處可見，宋仁宗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顯示出鄉間旅店的巨大容納能力。

當時的旅店業經營已較為成熟，不少旅店定價時已與旅遊的淡季、旺季相掛鉤，每到旅遊旺季或者科舉應試期間，“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臨安錢江潮是著名旅遊景點，每到觀潮時，“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為貴戚內侍等雇賃作看位觀潮”，這期間“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那時觀潮的人多住在周邊鄉村，旅店費用較平時自然也翻番上漲。

鄉村旅遊帶動的不僅是旅店業，一些人看到了鄉村旅遊帶來的商機，於是投資修建私家園林供人遊覽，類似於現在的公園，園主通過收取“茶湯錢”來獲利，徐大焯在《燼餘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後構屋盤門內，名泳水園。中有雙節堂、禦容殿、禦賜閣、迷香樓、九曲橋、十八曲水、八寶亭。又毀閭門內北倉為養植園，栽種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設數千本。遊人給司閽錢二十文，任入遊觀，婦稚不費分文。”在這個私人修建的“公園”裏，不僅有亭台樓閣和花卉，還有遊泳池，大門口有被稱為“司閽”的收票員，每張門票20文，婦女和兒童不收門票。

發展鄉村旅遊，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旅遊業及相關的旅店業、飲食業、種植業、交通業等都從中受益，進一步繁榮了鄉村經濟，也為朝廷增加了稅收。蘇軾知杭州期間曾上《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奏折，講到杭州地區的“酒稅”每年就有20多萬貫，這僅是杭州一地飲食行業為稅收做的貢獻。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全國各地“草市”為朝廷增加的商業稅高達420多萬貫，約占當時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0%。宋朝被稱為“最富的王朝”，繁榮的鄉村旅遊業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作者簡介：陳忠海，本刊專欄作家、文史學者，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濟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歷史人物傳記8部,《套牢中國：大清國亡於經濟戰》《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等歷史隨筆集6部，發表各類專欄文章數百篇。

本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雜志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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