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西方誤讀，根源在哪裏？

扒拉文史

中國的複興是近年來全球最大的地緣政治，中國在國際上地位不斷上升，已經進入全世界的視野中心，世界各國紛紛聚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

這本來應該是中國的高光時刻，然而在號稱全球村的信息時代，西方特別是美英等精英階層卻對中國依然抱著“俯視”看法，不但多年來持續不斷“誤讀”中國，甚至“妖魔化中國”的趨勢愈演愈烈。

這到底因為什麼，以至於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曾著文分析，西方“誤讀”中國，根源到底在哪裏？

“誤讀中國”的前世今生

西方誤讀中國由來已久，簡單概括為在18世紀中葉之前，中國被西方大多數人想象為東方伊甸園，而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卻出現一百八十度的逆轉。

最初走進中國的西方人中，1275年來到中國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無疑是最為令人矚目的，他在中國遊曆17年，寫下蜚聲世界的《馬可波羅遊記》。

他在描寫中國時反複使用“偉大”一詞，在其描述之下，中國成為一個天方夜譚式的奇妙國家，使得西方人掀起一波赴中國探險之旅。

航海家哥倫布心懷對東方大國的向往，帶著西班牙國王寫給中國大汗的國書卻一路航行到美洲大陸，也算無心插柳柳成蔭。

相對而言，傳教士利馬竇則要幸運得多，他於1582年來到中國，驚歎於“江河在某些地方寬得可以叫小海”的與眾不同的明帝國。

然而他的《利瑪竇中國劄記》介紹古老帝國時，卻忽略了明朝萬曆皇帝聲色犬馬的奢靡生活，這可以說是一種正面的“誤讀”
。

這些對東方古國的輝煌描述，使得被“專制君主”趕得四處流亡的伏爾泰曾專門寫詩謳歌中國皇帝，並在自己70歲時還上台扮演“神一般”的成吉思汗。

然而這一切在18世紀末卻發生了驚天逆轉，1793年出使中國的英國外交官馬戛爾尼想要“為英國商品打開中國市場”，可是始料不及地卻被乾隆皇帝拒絕了，未能完成使命的馬戛爾尼對中國的印象理所當然是異常糟糕。

他回到英國後四處宣傳，中國“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恐懼中，他們封閉婦女，殘害嬰兒，奸詐、殘酷、膽怯、肮髒，對科學技術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

馬戛爾尼的負面評價，使得歐洲人突然看到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讓他們感覺受到極大羞辱，導致“以武力教訓中國”成為歐洲的主流聲音。

馬戛爾尼來中國

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的不堪一擊，更是使得美國和歐洲產生一種印象，“中國是頹廢的、垂死的，她已從昔日的燦爛墮落了”。

也正是從這時起，西方開始走上妖魔化中國之路。

1873年沙俄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中首開“黃禍論”的先河。

到19世紀末期，中國“黃禍論”開始大行其道，一時風靡整個歐洲。

與此同時，美國也開始出現醜化中國的言論，並且出台《排華法案》。外國殖民者在非洲到處宣傳“黑白非洲主義”，澳大利亞秉持的“白澳政策”，目的都是排斥黃種人。

到新中國成立時，更是被視為“紅色妖魔”，麥克阿瑟直接辱罵新中國是“共產主義黃禍
”，西方將“共產主義”幾乎等同於“恐怖主義”，這種“誤讀”何其深也！

鴉片戰爭

甚至直到20世紀末，對於絕大多數西方人而言，中國仍只是一個“東亞病夫”，這一詞匯在今天也常被西方人拿來使用。

隨著中國逐步上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中國的“誤讀”更多地時候可以稱為“妖魔化”。

蘇聯解體期間，感到極度振奮的西方國家准備一鼓作風解決社會主義中國，伴隨著他們對中國的打壓策略，西方興起一波“中國崩潰論”，描述中國必然要“被西方資本主義所征服”。

然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並沒有像西方預期的那樣緊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腳步，走向崩潰或者是改旗易幟。不但沒有發生和平演變，反而不斷改革開放和發展壯大。

隨後，西方國家調整“中國崩潰論”的重點指向，開始唱衰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崩潰論”數度風起雲湧，在西方國家極有“市場”。

待“中國崩潰論”沒有實現之後，西方媒體又開始推出一個主流論點“中國責任論”，事實就是美國想要既得國際權力，又想減輕國際負擔的一個推脫之計，想要中國替其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其實質是妄圖以所謂“責任”向中國施壓，充分流露出西方社會面對中國崛起的無奈而又不肯善罷甘休的失衡心態，但這卻與中國自身強調“在國際社會要做負責任的大國”的內涵大不相同。

隨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針對中國的對外政策，西方媒體又接連出現了各類冠以中國名頭的所謂“傲慢論”、“強硬論”等各種奇談怪論。

當然要說在西方最主流也最具有市場效應的當然還屬“中國威脅論”。

1993年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他論證認為，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必然存在沖突，於是本來就在西方悄然興起的“中國威脅論”立刻甚囂塵上。

西方“中國威脅論”的涵蓋範圍極廣，主要包含：

中國軍事現代化將威脅全球和平、中國經濟擴張將威脅他國經濟安全、中國經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過度將威脅地球安全、中國消耗能源資源將導致全球性能源資源枯竭、中國人口增長消耗食品將導致“全球性糧荒”。

總之一句話，中國只要發展就會威脅全世界。

西方的目的就是想要遏制中國的發展，想讓中國繼續做“二等公民”，他們則能保持優勢地位，高高在上。

這種所謂的“誤讀中國”，已不顧人權、公平和道義，其心可誅。

百年“誤讀”為哪般

就像馬可波羅不可能是最早的對中國加以謳歌和贊美的西方人一樣，極度反華的特朗普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貶損中國的西方人。

今天，美國和英國再次發起“妖魔化中國”的新行動。

美英拋出“病毒人造論”，要求以中國為目標調查新冠病毒起源，當然在這場疫情期間，第一個反對北京的是特朗普，而拜登顯然延續了特氏衣缽。

為何曆經上百年，西方對中國的“誤讀”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卻愈演愈烈，現在更是直接“妖魔化中國”，主要原因是：

首先，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思想作祟。

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長期居於世界發展主導地位，在中國乃至全世界一直是為所欲為、作威作福，造成西方堅信“西方中心說”和強烈的文化優越感。

鄭永年認為，西方一直用“兩分法”來看待東西方，他們把自己看成民主的化身、純潔無比，是白的，那麼別人就是專制的代言人，就是黑的。

因而，西方人一直將西方社會的價值觀視為真理，堅決否認包括東方社會價值觀在內的其他價值觀，這種文化中心主義導致他們極度排斥一切與西方文化不符的任何其它文化存在的價值，這也是西方堅持普世價值觀的根本動力。

為此，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強調在全世界進行西方文化輸出，他們全力以赴動用國家和各種社會力量來保證成功。

早在冷戰時期，美國之音就與西方一些媒體機構共同制定一份宣傳綱領，細化為八條方針，為西方媒體“誤讀”或“妖魔化中國”事先定好基調。

西方將資本主義與時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在大力宣傳西方生活方式的同時，主要力量都用在醜化和黑化社會主義社會是“極權主義”社會，沒有“人權”、慣於侵略等方面，根本目標是反對共產党執政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在西方印象裏一直是一個可以予取予求的“老大帝國”的中國，憑借一個與西方完全異樣的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獲得巨大成功，簡直是對西方人最大的侮辱和傷害。

因而感到威脅的西方社會精英，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上升是動了他們的“奶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是不斷加大“誤讀”力度，務求醜化並進一步孤立中國，最終目標是把中國打落塵埃。

其次，中國文化產業在國際上處於劣勢所致。
文化產業發展的強弱對於建構一國國家形象至關重要。

鄭永年指出，美國等很多國家的政治權力為政治大家族所把持，其背後實質上就是資本
，新聞媒體更是被各國大資本家所控制。

西方四大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控制國際上約近90%的新聞報道，它們按照背後老板的西方價值觀念、政治觀點和文化傳統來制作新聞，報道內容的主觀性極強，甚至可以指鹿為馬，斷章取義更是家常便飯。

與此同時，西方文化產業還通過不斷傾銷“消費主義”和“崇洋媚外”觀念，誘導國人不斷融入西方確立的話語和行為領域。

這些年國內時不時出現“恨國党”、“精日分子”，甚至某些人低智到認為美國的空氣都是甜的，正是被這種文化洗腦的後果，由此可見西方文化產業的威力。

但是可惜的是，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嚴重滯後於發達國家，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的份額還不足4%。

而相對的，美國卻以43%的份額獨占鼇頭，加上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四家共計占有世界文化市場的九成以上。

西方國家占有絕對優勢的全球文化產業市場處於極不平衡的狀態，人們一旦進入文化市場，實際上就進入了西方國家設計的文化環境之中。

無論是精英人士還是普通大眾的價值和信仰都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這既表現在知識分子模仿甚至抄襲西方的理論架構和知識體系，也表現在大眾以追隨西方的生活方式為時髦。

當這種生活方式播散到中國社會中，文化誤讀的情況就更為嚴重，中國形象更多地表現為中國的“假象”。

如果中國人按照西方既定的“標准”來塑造自我，中國形象失真的情況就會更為嚴重。

如果中國不能按照西方期望的“標准”來塑造自我，那麼這個中國在西方世界眼中永遠是“不文明”的。

中國國家形象“制造權”要握在自己手中

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和分析往往是不公正、帶有偏見的，美、英等國家政界所謂鷹派更是“逢中必反”，從來都是戴著有色眼睛來審視中國。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打破西方文化產業所壟斷的關於中國國家形象的思想模式和話語的制造權力，改由我們自己來掌握。

縱觀古今中外，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是應對西方“誤讀”甚至是“妖魔化中國”的唯一辦法
，我們只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全面提高，中國複興之路越走越寬，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才能越來越“正常”。

說一千道一萬，西方之所以頻頻“誤讀”，主要就是中國的發展速度讓他們感到了懼怕，但是隨著中國經濟不斷增強，國際交往不斷增加，國際社會漸漸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
，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交往加深，了解並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誤讀”現象自然就會越來越少。

就如最近一直承擔著美國舉國打壓之力的華為公司，雖然舉步維艱，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而言，也證明了中國在5G技術上的領先，西方國家無論怎樣汙蔑和打壓華為，都不可抹殺他們在這項技術領域被中國超越的事實，這對中國形象其實也起到一定宣傳作用。

特朗普、拜登之流打壓中國越狠，說明美國越心虛，我們必須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則，不斷發展中國的優勢產業，不斷推進“中國制造2025”規劃，最終以經濟實力塑造國家形象金身。

同時，還應該在中國媒體國際傳播方面奮起直追，不斷壯大傳媒產業，在國際輿論的競爭中保持主動，增強控制力和影響力。

在官方媒體之外，可以利用以互聯網為主的“第四媒體”
，建立一條經濟、快速、有效的傳播國家形象的渠道，通過信息源廣泛的第三方力量傳播新聞事實，所起到的效果有時比官方的聲音更直接。

要摒棄“報喜不報憂”、“家醜不可外揚”的傳播理念，公開、透明報道，對事件進程客觀呈現，牢牢掌握住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讓一些有偏見的西方組織、媒體和政要難以妖魔化中國。

一時誤讀沒問題，可恨的是抱著世界霸權不松手的美國一直“誤讀”，我們已經開始正面制衡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的“誤讀”，該出手時就出手，才能揚我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