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8期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國際秩序轉型

李慧明

內容提要中國的快速發展對國際秩序轉型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已成為中外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然而，鑒於對國際秩序內涵及其構成要素理解上的差異，學界對這一問題仍然各執一詞。近年來，中國大力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看待和處理國際關系的重要價值性原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國際秩序觀。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秩序轉型二者關系的探討是回答上述問題的關鍵。作者認為，國際秩序就是特定國際體系中在某種國際格局基礎上主要國家按照某種特定國際規範互動的一種狀態，國際主流價值觀、國際規範與制度以及國際組織中規則制定權分配構成國際秩序的基本要素。國際秩序轉型可分為三種類型，即基於國際主流價值觀轉變的國際觀念轉型、基於國際規範與制度變遷的國際制度轉型以及基於國際規則制定權轉移的國際領導轉型。作為一種國際理念及未來願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影響了國際秩序三個要素的變化，推動了一種新型國際秩序的構建。中國推動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新秩序實質上是真正堅持和弘揚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建構的“五個世界”及國際秩序轉型的三種類型構成了分析人類命運共同體下新國際秩序的十五個維度，反映了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清晰秩序藍圖及轉型路徑。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秩序轉型；國際規範；《聯合國憲章》；多邊主義

作者簡介李慧明，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環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歐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青島郵編：266200）。

從洞朗到拉達克：印度對華威懾戰略為何失敗

謝超

內容提要莫迪政府和印度軍方近年來的各類戰略文件顯示，印度對華日益強調懲罰性威懾戰略，而且通過加快建設所需的基礎力量和加強軍政協調能力，相關戰略開始具備實操性。印軍在中印邊界對峙危機中屢次失敗，但仍堅持嘗試開展懲罰性威懾行動。為了理解印度對華威懾戰略的效用，作者嘗試從軍政協調能力和軍事戰略執行能力兩個維度建立衡量框架：軍政協調能否一致是對外展示實力和決心的政治前提，主要考察政治領導人的政治目標是否被軍事部門理解和遵守；戰略執行能力高低與對外展示實力和決心的操作能力有關，主要考察既有資源是否滿足戰略需求。作者以2017年洞朗對峙和2020年拉達克對峙時印軍開展的戰術行動作為案例，分析發現印度軍政協調能力和軍事戰略執行能力仍較弱，這是導致莫迪政府對華運用懲罰性威懾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但是印度國內對危機結果的不同認知推動了其戰略的發展，使得印度在對峙失敗後屢次以更具進攻性的姿態挑起新對峙。印度對華戰略態勢的轉變值得中國保持高度警惕，中國應合理降低對中印關系的預期，同時加強自身國防建設，建立可靠的威懾能力，如此才能維護自身主權利益，把握中印關系大局。

關鍵詞拒止性威懾；懲罰性威懾；洞朗對峙；拉達克對峙；中印邊境沖突

作者簡介謝超，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北京郵編：100084）。

“回歸區域”？——理解全球安全治理區域化的演進

陳翔

內容提要近年來，全球安全治理突出表現為治理對象的區域化及治理主體的本地化。基於區域安全治理主體結構或域外力量介入區域安全治理體系的烈度，全球安全治理區域化程度呈現差異化分布態勢。作者認為安全關系認知與區域治理能力是安全治理區域化或者區域安全自治水平的關鍵因素。安全關系認知是區域國家安全互動形成的認知結構，區域治理能力是以區域大國為代表的區域行為體解決本地區安全問題及維護區域秩序的能力。高安全關系認知度—強區域治理能力會帶來安全治理區域化的高位運行，低安全關系認知度—弱區域治理能力導致安全治理外部化的顯著趨勢，低安全關系認知度—強區域治理能力或高安全關系認知度—弱區域治理能力的框架則促使安全治理主體構成的開放性與多元化。深入理解全球安全治理區域轉向的演進機理，有助於深刻判斷當前及未來全球各地區安全治理的走勢，為中國參與周邊區域安全治理提供理論及政策啟示。

關鍵詞安全治理；區域化；安全關系認知；區域治理能力；地區安全秩序

作者簡介陳翔，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北京郵編：100029）。

國內危機烈度與沖突對象選擇

蘇若林

內容提要轉移視線戰爭理論是影響力較大的戰爭解釋理論之一，其核心假設是國內危機會促使決策者通過發動對外戰爭來轉移民眾視線，增加民眾支持度。作者試圖將沖突對象帶回轉移視線戰爭理論，探討領導人面對重重國內危機是否會通過向之前有過沖突的國家開戰來轉移國內問題。作者提出一個基於國內危機烈度的對象選擇理論，即一國是否選擇“敵國”作為轉移視線戰爭的對象取決於國內危機的嚴重程度。國內危機烈度越高，決策者越不傾向於向“敵國”挑起戰爭來維持統治：一方面，高烈度國內危機會使對手采取戰略回避，刻意避免與國內危機重重的領導人發生正面沖突；另一方面，隨著國內危機嚴峻程度的提升，決策者更傾向於利用複活賭博機制而非聚旗效應機制，因為相較於聚旗效應帶來的短期支持率的上升，通過贏得戰爭展現實力更能夠緩解決策者的國內困境。而向“敵國”挑釁，對手准備充分，戰爭結果不確定性小且規模不易控制，不能滿足複活賭博機制的要求。對於1920—2000年1659次國際軍事爭端的分析結果為這一假設提供了支持。

關鍵詞轉移視線戰爭；國內危機；危機烈度；沖突對象選擇

作者簡介蘇若林，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政治經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上海郵編：200030）。

影響力制衡：主導國應對崛起國的關系性邏輯

董柞壯

內容提要在主導國與崛起國的互動中，除實力與安全上的競爭外，影響力也是雙方競爭的焦點。作為一種關系性權力，影響力源自國家間的交往關系，而不依賴於物質實力存在。社會網絡分析以社會性聯系為研究對象，通過討論國家間的社會性聯系網絡，衡量關系網絡的各項特征，為操作和比較影響力提供了可行性。主導國在安全關系網絡中的影響力格局以及崛起國從關系網絡中獲取影響力的路徑決定了雙方爭奪影響力的方式和程度。相應地，主導國對崛起國的應對策略可以分為四類：利用網絡、依靠網絡、封閉網絡和橋接網絡。就影響力競爭角度而言，主導國對崛起國的遏制並不意味著武力的使用。對大國競爭的歷史考察驗證了相關理論及策略選項。當前中美關系的突出特征是國際地位競爭，影響力競爭是其中的內容之一，美國在安全影響力競爭上主要采取封閉網絡的方式，鞏固其主導的聯盟關系，對華圍堵施壓。厘清主導國對崛起國的打壓邏輯，有助於中國選擇合適的發展策略，降低直接沖突的可能性，並將實力有效地轉化為影響力。

關鍵詞影響力制衡；主導國；崛起國；社會網絡分析；大國競爭

作者簡介董柞壯，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講師（天津郵編：300350）。

全球價值鏈與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

王帥 龐珣

內容提要全球價值鏈是當今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和最主要的動力，深刻重塑著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對國際政治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探討全球價值鏈與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外投資的雙層談判理論模型將跨國公司所面臨的來自東道國政府的政治風險理解為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多方談判的結果。在這一模型框架下，作者分析了東道國對外資的價值鏈依賴會降低投資政治風險的三重機制，包括激發東道國政府保護外資的動機、提高母國政府外交干預的能力以及形成外資與本地企業的“聯盟”。作者使用跨國投入產出表對東道國國民生產總值進行增加值全球溯源，測量東道國對外資所屬國家和產業的價值鏈依賴。根據結構分層模型對260多萬個觀測值的統計分析，作者發現價值鏈依賴對正式外資保護機制產生了顯著的替代效應，這提供了價值鏈依賴有助於外資抵禦政治風險的間接證據。外資抗風險能力因其國籍和產業不同而具有顯著差異，這一解釋有助於更為精准地評估投資政治風險和選擇風險規避方式。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增加值；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作者簡介王帥，國際關系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講師（北京郵編：100091）；龐珣，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北京郵編：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