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建議派遣華工到西伯利亞，後來去的上千工人啥待遇？

西風文史天地

在讀博士,歷史領域創作者

國土面積世界最大的俄羅斯，有一半土地人跡罕至。要是論及前蘇聯的領土面積，則更廣闊至兩千兩百萬平方公里，這可是比兩個中國的土地面積還要多。而鑒於涵蓋西伯利亞的遠東地區的重要經濟戰略地位，開發遠東地區，成為前蘇聯乃至今天的俄羅斯歷屆政府的“心病”。

2016年，俄羅斯政府出台了被稱為“遠東1公頃土地法”
的舉措，所有俄羅斯公民獲准獲得遠東地區1公頃土地的5年無償使用權到期後，得到開發的獲贈土地可由公民承租或轉為私產。

而近些年來，俄羅斯政壇也是屢屢釋出與中國共同“開發遠東”的聲音，這就讓筆者想起了近70年前，蘇聯政府向新中國提議派遣中國勞工一百萬，開發西伯利亞地區
的事。

一、西伯利亞的開發

關於西伯利亞的大規模開發，始於上世紀30年代的蘇聯時期。

年輕的蘇聯百廢待興，又面臨西方敵對勢力的嚴重威脅，遂實行工業東移戰略：一是將部分工業遷往靠近遠東的東部地區，二是對西伯利亞的開發建設著手規劃。

自蘇聯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年）起，蘇聯投資開始向西伯利亞傾斜；此後的歷次五年計劃，西伯利亞都有大量投資的進入。

上世紀80年代，西伯利亞達到了蘇聯時期開發建設的最高峰。至1980年，西伯利亞已有新建城市150多座。但在蘇聯解體後，這些城市大多成為渺無人煙的“鬼城”，“重新開發與建設”成為幾乎不可能的神話。

蘇聯解體後，西伯利亞被劃進俄羅斯。但上世紀90年代盛行的“休克療法”，讓俄羅斯經濟陷入嚴重倒退，原本就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亞，更因開發建設的無資金、缺規劃，陸續被人忘記。

普京執政期間，俄羅斯幸運地撞上全球能源價格上漲的“好運”，西伯利亞的開發建設有了些許回暖。但在後來的波動調整期沖擊下，西伯利亞重新陷入失業嚴重和勞力急缺的惡性循環。

如今，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根底依然薄弱，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勞動力等方面愈顯短板。亟待走出低谷、重振強盛之威的俄羅斯，極其需要來自強鄰的中國參與合作。

其實，在俄羅斯看來，遠東地區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這裏接壤中國東北和朝鮮，隔海相望於美國阿拉斯加和日韓。隨著亞太地區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愈發重要，遠東地區的戰略地位愈發突顯。

西伯利亞的開發建設如此重要，吸引中國參與開發自然是當前俄羅斯政府的首選，事實上，在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也曾對中國發出過這樣的邀請，但過程並不那麼令人愉快。

三、蘇方“派遣華工”建議，毛澤東為何持謹慎態度

1954年，來京訪問的赫魯曉夫
向中國試探性提出，希望中國派遣百萬勞工幫助開發西伯利亞。
這應該是蘇聯政府首次就開發西伯利亞求助於中國
。但這個建議從提出到付諸，卻是一波三折。

關於這項方案，赫魯曉夫的解釋是“雙贏”：一是利於緩解中國建國之初面臨的大量失業問題，二是利用中國多餘的勞動力解決西伯利亞的勞力空缺。

聽到這個提議時，毛澤東謹慎地未予表態。

鑒於蘇方再三提及這個建議，一直持回避態度的毛澤東開始表態，他認為蘇聯政府的這個建議，是對中國人民的不敬。

一向有強烈民族自尊的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有些人將新中國視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建議這般反彈，當時赫魯曉夫是無法理解的。畢竟，他沒有中國人“豬仔”一般出洋賣苦力這種失去國家民族尊嚴的深刻體驗。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派遣華工建設西伯利亞建議一事的謹慎態度，很多人不甚了解，筆者手上也無太多資料可以參考。但依據筆者的分析，毛澤東的謹慎態度，應該與毛澤東一向秉持的國家、人民的主權意識有關。

縱觀毛澤東革命的一生，無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人民戰爭”、“人民軍隊”的思想都是最寶貴的制勝法寶，這是毛澤東留下的重要遺產，也可以理解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經驗！

因此，對於赫魯曉夫的提議，毛主席的第一反應就是“人民”，
站在人民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就不難理解當時毛主席拒絕派遣華工的苦心了。

不過，兩國元首之間的這場不愉快很快過去了，中方對蘇方的建議進行了反複論證，最後同意幫蘇聯一個忙，派遣中國勞工幫助建設西伯利亞。
為此，中蘇雙方簽訂協議，招募20萬華工赴西伯利亞。

協議簽了，中國開始著手准備，但蘇聯方面卻忽然反悔了。

四、“黃禍”思維逼停中方合作

蘇方反悔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條是“黃禍”
。為擔心西伯利亞成為被中國人同化的“黃色西伯利亞”，蘇方下令擱置計劃
。但這下中國人很不滿意：話題是你赫魯曉夫挑起來的，出爾反爾的也是你。

1、何謂“黃禍”

19世紀時期，由俄國人提出的具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黃禍論”，在世界各地盛行。該理論宣揚黃種人是對白人的威脅，其矛頭直指中日等國。那麼，什麼是黃禍？西方人為何懼怕“黃禍”？

實際上，在西方人的記憶裏，最早的“黃禍”始自公元4世紀西遷歐洲的匈奴人
。自那時開始，針對西方的大規模“黃禍”有過三次。

第一次“黃禍”，
發生在4世紀至5世紀的東漢初年。在漢朝大軍鍥而不舍的打擊下，頻繁騷擾中原的匈奴分裂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對大漢稱臣，而北匈奴被迫西遷至歐洲，開始了對日耳曼人和東羅馬帝國的大肆征伐。

第二次“黃禍”，
發生在11世紀至12世紀的隋朝。分裂為東突和西突的突厥勢力被唐軍消滅，部分突厥部落逃亡西亞。其對東羅馬帝國的征伐引發十字軍東征，導致東羅馬帝國被突厥人的奧斯曼帝國消滅。

第三次“黃禍”
發生在13世紀。蒙古帝國遠征歐洲攻城掠池，引發歐洲人的一片恐慌。

2、“黃禍論”的政治反應

排華與分化。
“黃禍論”出台後，迅速在東西方社會產生影響。在美國的排華風潮中，華人地位愈發低下，中國的國家形象愈發醜陋。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首部排華法案。受其影響，澳大利亞、加拿大及東南亞各地，也隨著“黃禍論”起舞，爭先攪動排華浪潮。

日俄戰爭。
甲午戰爭清軍打敗，中日政府簽訂的《馬關條約》承認日本控制朝鮮，並割讓遼東半島。此事激起俄羅斯強烈反彈，導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慘勝。盡管世界各國對此次戰爭的解讀刻意淡化，但明眼人都清楚，種族意味的“黃白大戰”是不便明說的理由。

五、千名中國工人抵蘇，勞動生活過得不錯

關於蘇方的“黃禍”議論，遭到中方的強烈不滿。

但鑒於當時中蘇的“蜜月期”，以及蘇聯在西伯利亞開發上的巨大利益，有所克制的雙方並未撕破臉皮，好事多磨地達成協議，由中方派遣工人赴蘇參加工作，由蘇聯政府提供與蘇聯工人相同的薪金與福利待遇。

但達成協議不代表諒解，六十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後，中方正式對蘇聯的“黃禍”言論給予了嚴厲批判，這是後話。

1955年7月，首批一千名中國工人乘坐列車抵達蘇聯，獲得蘇方配給的糖、面包、雞蛋以及牛肉罐頭等食品。

當中國工人抵達各自企業時，當地蘇聯政府和企業紛紛召開歡迎大會
。蘇聯工人、家屬和兒童對中國工人極為熱情和友好，各企業還組織他們洗澡、看電影、遊公園，
令中國工人十分感動。而中國工人的吃苦耐勞與勞動幹勁，也讓蘇方十分滿意。

初來乍到，中國工人因不適應西餐而苦悶不堪。針對中國工人的生活困難，蘇方在中國工人中選出幾位廚師，以滿足中國工人的中餐需求。

居住條件也很不錯，中國工人的兩層宿舍樓，4-6人一間暖氣房，還配有洗澡間和抽水馬桶，被套、床單、枕套一周換洗一次。

此外，中國工人人手一部收音機
。

每座宿舍樓配有閱覽室，裏面有沙發、樂器和棋類，還擺放著來自中國的《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蘇友好報》等報刊。中國工人所在的每個工地，都設有醫院、影院、商店、郵局甚至修鞋鋪等。

有趣的是，蘇方企業裏的宿舍、食堂或商店，服務員多半是女性，工地上的女工更不少。
勤勞樸實的中國工人，贏得不少蘇聯姑娘的暗許芳心。她們或在吃飯和休息時間主動接近中國工人，要不就拽著中國工人到宿舍喝酒。蘇聯姑娘的主動“出擊”得到一些中國工人的會心回應，一曲曲跨國戀戲碼成為那段歷史的溫馨記憶。

可惜好景不長，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雙方的合作逐漸停止，向蘇聯派遣工人的計劃也悄然終止。

六、面臨新機遇，中俄續寫合作共贏新篇章

過去的百餘年，中蘇關系經歷過蜜月和波折期，後來的中俄關系也走過一段不平凡的歷程。面臨新的考驗、承接共同挑戰，中俄雙方共同意識到，行穩致遠的中俄關系有助於造福兩國和世界。

近幾年，俄羅斯精英層頻有聯手中國應對西方進逼的呼聲。十幾年前，俄科學院院士、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在其新書《遠東的地緣政治意義》中呼籲，同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並填入實質性內容，這位“知華派”同時呼籲與中國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並建議吸引中國工人要得到俄羅斯法律的穩固保障。

新世紀以來，盡管中俄兩國的合作仍不時遇到一些問題，俄國內親西方勢力不時釋放的“中國威脅論”，在俄羅斯朝野擁有一定市場。在此背景下，季塔連科的觀點引起學界及政界的重視。

盡管俄羅斯地域廣闊，也盡管其擁有數量龐大的自然資源，但遭遇當下困境的俄羅斯總有僅憑一己之力難以解決的問題。為對抗美國主導的石油資源價格戰的打壓，俄羅斯費盡心思想要鑿開西伯利亞堅硬厚實的永久凍土層獲取石油、天然氣，無奈彪悍的“好戰民族”此刻也是力不從心。

面對俄防長提出的“遷都西伯利亞”計劃，可以猜測沒有比中國更適合的夥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