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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對作家毒害最嚴重的是權力和地位


2022年4月27日 - 文化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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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最好沒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寫不好。這一觀點經常被人批評,被很多人嘲笑。我實際上也是一種撥亂反正,一種過正的矯枉。

一、這個社會淺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

記者:前一段時間,作家王安憶針對當前中國小說缺乏故事缺乏想象力提出批評。寫小說的人需要想象,看小說的人需要想象,編小說的人也需要想象。您對當代中國的文學創作有什麼意見?最需要的是什麼?最缺乏的是什麼?

莫言:這很難回答。實事求是地評價,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文學逐步回到文學的本位,過去很多不屬於文學的東西被帶到文學裏,現在大家都慢慢認識到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像大浪淘沙一樣一步步過來,80年代很多紅得發紫的作品,現在已經無人關注,作者自己回頭看,也會覺得自己淺薄幼稚。

改革開放初期的作品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希望作品能成為撥亂反正的工具,能夠提出時代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後來大家漸漸認識到,這些恐怕不是文學要承擔的責任。

我的觀點大概是在唱反調,不合時宜。前不久有人提出,中國作家缺乏思想,我認為不是缺乏思想,而是思想太多了。

很多作家經常把自己錯以為是國家領導人、救世主,肩負著改變社會的歷史責任。而且經常在作品中灌注那些所謂的偉大思想,結果就是思想傷害了藝術。

我始終認為好的小說是作家無意識中完成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作家高舉著思想的大旗,發誓要寫出一部偉大作品時,那基本上是在發瘋,偉大作品、有思想的小說,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用這樣的方式寫出來的。

我們現在評價那些偉大作品的思想性,作家寫作時未必意識得到。

另一個人可能看到了男女愛情,道學家和流氓看到的又不同。也有人看到了資本主義萌芽時的思想,看到了封建主義的必然滅亡。這些是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想到的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最初動機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我們後來所想到的這些所謂的思想。

文學的魅力所在,它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者,就在於它能被誤讀。
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它能夠不斷地被誤讀。對作家而言,如果想得太多,思想大於形象,就犯了可怕的毛病。

好的作品是形象大於思想,唯如此,作品才能超越時間、地域、階級的限制,才可以走向世界。

一部作品能吸引讀者,能變成世界的文學,它沒有那麼多限制,它是從人物出發的,從感覺出發的,它描述的是人類最基本的——不論是白種人黃種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能理解的共同感情。

像托爾斯泰的作品,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流傳了幾百年,每個時代都在讀,每個時代都在解釋。它把生活當中最本質的東西描述出來了,把人身上最本質的東西表現出來了。

所以我講,作家最好沒有思想,思想越多越寫不好。這一觀點經常被人批評,被很多人嘲笑。我實際上也是一種撥亂反正,一種過正的矯枉。

我覺得現實情況是,淺薄的思想太多了,深邃的思想太少了;裝模作樣的思想太多了,實實在在的思想太少了;虛偽的思想太多了,誠實的思想太少了。

你不能從思想出發來寫小說,你得從人出發來寫小說;你不應該從理性出發來寫小說,而應該從感性出發來寫小說。

這又帶出我的另一個謬論,即: 作家理性思維能力越強大,其小說越缺乏感染力。當然,我如果完全沒有思想沒有邏輯,那我該進精神病院了。

我意識到一些東西,但我不應該采取直露的方式來表現。我對很多事情想不明白,但我不能說沒有想明白的東西就不能寫,如果我對這種生活現象了如指掌,我就可以從感覺出發來寫,從人物出發來寫。

有切膚之痛、切齒之恨、丟魂落魄之愛,或者有看破紅塵之淒涼,管它有沒有思想,都可以放手寫來。我覺得這是文學創作所應遵循的一種方式。

二、對作家毒害最嚴重的是權力和地位

記者:您曾提到澡雪精神,古希臘哲學家有一句話,說冷水讓人精神,熱水會讓人昏昏欲睡。從中我有兩個問題,一是作家境遇的改變對其創作的影響。您現在是中國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現在這種優裕的生活和眾星捧月的局面,有沒有影響到您的創作?

莫言:說到澡雪精神, (澡雪精神,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修身養性的一種說法,把身上、頭腦中齷齪的沾染了世俗觀念的東西像用雪洗澡一樣洗去,使思想得到升華淨化。)外界環境的變化確實帶來心境的變化,大概每個人都能感受到。

作家境遇的變化——他過去沒錢現在有錢了;他過去沒書房,現在有書房了;他過去連筆都沒有,現在有電腦了——這些變化肯定會對作家的創作產生影響,但我覺得這種外在的變化還不是最重要的,對作家毒害最嚴重的是權力和地位, 比如一個作家突然變成了一個領導人,他想要保持不變是不可能的。

香車寶馬,前呼後擁,權力的腐蝕,跟鴉片對人的腐蝕一樣。更加可怕的是,我們中國從前蘇聯學來的, 文學的功能給予了無限的誇大,作家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給予了極度的提高和極度的誇張,前蘇聯有許多人民作家,我們的一些人也動不動說“我是人民詩人”,“我是人民藝術家”。

當他坐火車讓他坐硬座時,他說“我是人民藝術家”;當他住酒店沒有熱水洗澡時,他也說“我是人民藝術家”。這才是非常可怕的。

2001年,我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論壇作一個演講,題目叫《作為老百姓寫作》,我們都知道,現在流行的口號是“為人民寫作”,替老百姓說話,做老百姓的代言人,這樣的寫作態度好像是主流,顯得很謙卑,但我覺得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

就像我們有的領導乾部說是人民的公仆,是這麼回事嗎?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我作為老百姓來寫作,我反映的就是我個人感受到的痛苦。

當我真切地感受到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痛苦時,我寫我個人的痛苦,寫我個人的願望,也就代表了老百姓的痛苦和老百姓的願望。

我說的是我的心裏話,恰好也是老百姓的心裏話,這兩個點契合了,這個作品就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也能引起非常好的反響。

如果你千方百計地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居高臨下地看著芸芸眾生,然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批評政府,這未必是在替老百姓說話,實際上你是在作為一個高等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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