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前受傳統的“君王”思想影響，我國的對外貿易以“朝貢”為主，因此“海禁”政策成為對外關系的主流。然而，現實有它自己的發展軌跡，隨著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海禁政策屢次受到挑戰，一些先進之臣呼籲朝廷改變對外貿易政策。
明中後期，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明政府局部開放海禁，私人海上對外貿易合法化，商人地位逐漸提高，海上對外貿易思潮也進一步擴大。
一、明前期朝貢思想主導下的異議
明初，朱元璋在經歷了短暫的開海後，出於對統治的考慮，又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同時在法律中規定海禁，並不許後世改變，朝貢成了對外貿易的唯一途徑。但是社會的發展是有其一定的規律的。
一方面，朝貢體系對交易雙方都有許多的限制，不能實現貿易互通有無的目的。而朝貢活動本身“懷柔遠人”、“厚往薄來”的思想內涵，使其根本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交換行為，非常消耗國家財力，國家財政的經濟負擔因此加重。
另一方面，國內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再要求擴大商品交換的市場範圍，民間要求開放海外貿易的需求愈加強烈。私人海上貿易就在國家法律明令禁止的情況下畸形發展，屢屢存在且日漸擴大。
洪武二十七年，“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蕃貿易香貨”；成弘年間，更有“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與此相呼應的，一些學者和官員也開始質疑和批判朝貢貿易的利弊，其中丘濬的“民自為市”思想是其中的典範。
丘濬畢生關心現實中的政治、經濟問題，主要思想體現在以補充南宋《大學衍義》條目不足所著的《大學衍義補》中。他在這本“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的經世致用之書中，提出對商業應該秉承“民自為市”的思想，反對政府經營或控制。
丘濬認為從商獲利應該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如果政府與商賈爭利是非常醜惡的，因此市場應該由民間自己調節，政府不應過多乾預。“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於通融，准則取舍……其價自然不致甚貴”。
丘濬“民自為市”的觀點體現在海上對外貿易方面，則是從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角度入手，認為開放私人海上對外貿易不僅對百姓有利，同時還可以為國家廣辟財源。
他認為，中國因其物產豐富可以不用進口，但外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很強烈，即便不開放海禁，也不可能杜絕中國商品的流出。所以，簡單的海禁法令只會讓中國百姓陷於兩難境地，毫無益處，還不如同前朝一般開設民間互市。這樣對政府而言，可以通過征稅增加收入，好過對本國百姓增加苛捐雜稅。“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最後，丘濬考察前朝歷史，駁斥了民間海上對外貿易“恐招邊患”的說法。他認為海上各國例如暹羅、爪哇等，與中國遠隔海洋，從古至今大都未曾侵犯中國邊境，並不構成威脅。雖然日本常有倭寇侵犯中國沿海，但若因其一國之故而斷絕與其他所有國家往來的做法，顯然並不明智。
二、明中期開海與海禁之間的爭論
正德至嘉靖年間，倭寇屢犯中國沿海地區，更有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大發現後，試圖用武力來迫使中國打開國門。這一時期，明政府更加大對海禁的控制。然而，現實中此時的海上對外貿易早已成為許多沿海百姓的生活來源：
顧海瀕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征貨，故得捆載歸來。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摶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為亂，潰裂以出。
由此可見，為了應對海禁，一些沿海商人不惜代價，公然違抗法令，甚至不惜勾結“夷人”和“倭寇”，兼用武力，帶來了嚴重的邊關安全問題，引發了著名的“嘉靖倭亂”。
對於嘉靖年間這場戰爭的性質史學界看法不一，但其中包含的民間反對海禁、希望獲得自由貿易權利的意願卻是不容懷疑的。事件本身與當時是否應該開放私人海上對外貿易問題密切相關：海外貿易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寸板不許下海”的祖宗之法是否應該改變？當時的人們就這些問題產生了爭論，分為開海和禁海兩派。
三、明後期積極應對的開放貿易思潮
明朝後期，隨著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士大夫階層出現了許多進步的思想家，他們肯定人對物質的欲望，提倡人的個性。隨著國門的被迫打開，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也傳播進入了中國。雖然這時的開放力度仍然有限，但私人海上對外貿易的合法化還是帶來了經濟的繁榮局面。
“於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固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海上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促使當時的海外貿易思想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一大批從各個角度論證開海有益的觀點，形成了一股積極應對的開放貿易思潮。
針對海上對外貿易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1.通海以安海防
嘉靖中期，海寇王直接設計殺死廣東海賊陳四後，以此向明政府示好，以求開市。王世懋等人從中看清了倭寇、海寇和海禁法令之間的複雜聯系，從平息海盜、安定海防的角度出發，請求開放私人海上對外貿易。
同時，明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員努力在執法過程中將這種想法付諸實施。萬歷二十一年，當福建閩商借買穀捕魚的路引違法出海貿易時，時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並沒有采用簡單的圍剿，而是“移檄詔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正是因為許孚遠的政策，海商胡台等人的二十四條商船聞訊返港，同時帶來了大量的餉稅。
2.通海以藏富於民
出生於工商階層的萬歷初年吏部尚書張瀚，是一個真正意識到經濟規律而要求開放私人海上外貿的有識之士。他將陸路互市與海上對外貿易進行對比後，認為“籌國者只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是很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