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內閣揭帖，私下傳紙條為何成為朝堂的重要權力

明朝的內閣在成立之初就被定性為秘書“儒臣入直，備顧問而已”，這也讓內閣有了一個擺脫不了的尷尬 -- 沒有奏事權。換句話說，皇帝不主動發出咨詢需求，閣臣不能就某項事務或朝政提出建議或要求，更別說主動發起政務、乾預外朝各部司事了。

明仁宗登基後，為了便於自己處理政務以及擴大信息來源，他希望內閣也能主動奏事。但又不能讓閣臣像六部堂官一樣上呈題奏文書，因為這樣會造成管理、執行權力的重疊，妨礙並降低六部處理朝政的能力和效率。

仁宗就取了個“巧”，讓閣臣通過“傳遞紙條”這種非正式的方式來和自己交互信息 – 這就是內閣揭帖的雛形。

賜義（蹇義）與臣（楊士奇）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葢求益於下之切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六》

其後隨著“票擬批紅”制度的形成，內閣的角色和職權也被定型。但是揭帖這種非正式的方式不但沒被取消，還被加強並成為內閣定制。原因無它，對於皇帝和閣臣們來說 – “好用”。

首先，內閣閣臣雖然通過兼職外朝部司職務的方式獲取了奏事權，但只是部分，因為奏事範圍不能超出所兼職務的職責限制。而閣臣需要與皇帝溝通的事務涉及皇朝的方方面面，因此還是揭帖更好用一些。

其次，不像朝會明朝沒有皇帝召見閣臣的固定制度。見或不見、多久一見全憑皇帝喜好，而明朝的皇帝普遍不怎麼想見內閣成員。從正統朝開始皇帝們不僅再也沒有親臨文淵閣，連續幾個月甚至數年不召見閣臣也成了常態（包括很多人認為勤政的孝宗）。

皇帝不傳召閣臣但每日政務仍需處理，因此皇帝和閣臣之間就需要保有一個穩定、可靠的溝通渠道。這個時候“不正規”且不受外朝乾擾的揭帖就展現出它的方便和易用性。

最後，古代推崇“以禮治國”，為凝聚民心，皇帝和朝廷總是刻意地維持一種“上下同心，以求大治”的形象。因此不是必須撕破臉的矛盾，一般就不會將矛盾表露出來。基於此，政務處理時就非常忌諱“否定”和“拒絕”。

皇帝如果公開“拒絕”了臣屬的某項提議，不僅會被認為是不同意他的方案，更會被認為皇帝是不信任該官員以及對其能力的不認可，所以被“拒絕”的官員往往都要辭職。反過來如果臣屬的處理意見與皇帝相左，輕則被認為不能明了聖意，重則會被認為是“挾君”。

另外皇帝的決定必須“不容置疑”，這在維護皇帝至上皇權的同時也帶來了尷尬。皇帝的決定錯了怎麼辦，是臣子冒著大不敬的罪名公開質疑皇帝威權，還是等著日後看皇帝笑話？

所以內閣在票擬前，通過揭帖了解皇帝的態度和想法，並設法彌合皇帝和內閣、外朝之間的矛盾分歧，才是更為穩妥的方法。這類似現今的先溝通、協調、解決問題，最後再把正常流程過一遍。

除了好用，揭帖的“私密”性也備受皇帝和閣臣的喜愛。

皇朝特有的“陰陽”文化，導致一些話和事大家只能心裏明了，不能擺上台面，更不能通過公文去討論和處理。

揭帖只是閣臣因“私”向皇帝的密奏，不需要轉各科給事中發抄並對外公開。因此很多不便於公開討論的話題和內容，閣臣與皇帝就可以通過揭帖順暢溝通。這種方式下一些敏感的事務，閣臣能更為穩妥的處理，皇帝的意志也更容易被貫徹和執行。

而且皇帝們也通過“揭帖”發現了一個“甩鍋”的好方法。

皇帝開始不再通過“朱批”來直接表露自己的意見，而是通過內閣揭帖來操控閣臣。這樣既可以讓自己的意願得以執行，又可以把責任推給內閣。對於看不到揭帖的外界而言，皇帝毫不質疑內閣票擬，反而是充分信任和尊重內閣大學士們的賢君風範。

喜歡“猜謎”的明世宗就是個中翹楚。而他的孫子明神宗則喜歡通過不回複內閣揭帖的方式，暗示內閣他不想處理的外朝事務。

所以皇帝們不但不取消原本不正式的內閣揭帖，反而愈發的看重它的作用。明朝的內閣也是依仗揭帖逐步加深與皇權的羈絆，進而成長為朝廷的中樞。

除了上述原因，閣臣們對揭帖欲罷不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它是朝堂鬥爭的利器。

由於揭帖的內容不易受限制而且保密，閣臣們可以通過它來勸諫皇帝或就某項政務向皇帝提出建議。因為不公開，在皇帝正式決定前外朝朝臣不會知曉，自然也不會反駁和乾涉了。因此閣臣通過揭帖更容易影響、甚至是控制皇帝在某事上的態度。

例如成化朝之後的開始的“閣部之爭”，雖然內閣一直未能從吏部手中奪取“廷推”權。但是內閣一直在用揭帖向皇帝秘密舉薦“賢能”，進而影響皇帝的決斷。嘉靖朝的諸內閣大佬則通過揭帖，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和控制聰明皇帝的決定。

注：廷推指朝廷任命重要職務時由吏部組織各部司堂官公議，最終形成一份推舉名單，皇帝則從該名單中挑出最終人選。內閣一直希望將“廷推”改為內閣票擬。

因為其保密性，閣臣也可以在對手渾然不知地情況下，通過揭帖不斷地攻擊、彈劾自己的政敵。當皇帝被影響並開始發難時，對手往往已經來不及做出反應了。

同樣閣臣在預感到大風波時（例如外朝發起聯名彈劾），也可以通過揭帖提前向皇帝剖白心跡、申辯救人，甚至是先行反擊。這個時間差往往是致命的，因為先入為主更容易影響皇帝的判斷。這其實也是明朝皇帝們都很反感外臣與近侍大臣勾連的原因。

正是因為揭帖具備這類威力，閣臣也可以通過它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很多情況下內閣大學士只需要暗示將就某事上呈揭帖，當事人往往都會收斂息聲。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會被密告了什麼、皇帝又是什麼態度，無從准備將極其被動。

不過揭帖也會反噬內閣。

萬歷朝“國本之爭”時，首輔申時行對朝臣、皇帝兩方都不想得罪。因此他一邊明著表示自己站朝臣一邊，一邊通過揭帖密告神宗自己支持他的冊立意見。

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

《明史·卷二百一十八》

好巧不巧，這個揭帖被和其它奏疏一起夾帶到外朝發抄。兩邊討好地申時行一下成了全朝公敵，被罵了個狗血淋頭，最終不得不請辭致仕（大學士許國也被牽連一並辭職）。

此事導致內閣威信大受影響，此後內閣開始主動將一些揭帖公開發抄，用放棄部分權力的方式向外朝釋放善意。但是此時朝堂鬥爭和党爭已經白熱化，你死我活才是各派系共同接受的結局，因此這點讓步就沒有任何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