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緊要”的萬曆十五年

波清波有平常心

1981年，RayHuang的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in Declitie
終於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說終於，一是因為作者已經多年沒有新著問世了。原因倒不是他不想出新書，實在是想出的書屢屢碰壁，這本就是。

二來也是他的英語水平可能也影響到了他。當年他從中國出走時已經30多了，沒有資料可以證明他當時就有很強的英語能力。34歲才上了密歇根大學，本來是學的新聞系，因為語言方面吃力，只好轉到了歷史系。畢竟研究一些故國的歷史，找一個冷門的朝代，相對還是要討好一點。也算是揚長避短了。

第三，他前一年剛剛被解雇了，62歲的人了，就像他這本書的名字一樣，好像這一生也就這樣“No Significance”，無關緊要了。

書出版後，雖然有書評推薦，也提名了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s）歷史類好書，終於沒有太大收獲，銷量平平，在美國並不被學界，也不為讀者所接受。

至少，作者自己還是很看重這本書的。他有點不甘心，又重新拾起年輕時的那點中文底子，把這本書用中文寫了一遍，托人聯系了大陸的中華書局。作者寫的東西，跟最後出版的作品當然會有些不同。作者負笈海外快三十年了，中文世界也早已不是當年他離開時的樣子，語言上自然難符合當時的閱讀習慣。

幾經周折，多番修改，這本書“終於”還是出版了，中文名改成了“萬曆十五年”，署名黃仁宇。

時耶，勢也。當時的中國正從“文革”中逐漸恢複過來，國門漸開，青黃不接，在美國不受待見的作者和作品，不像主流歷史研究一樣的敘事，反倒成了一種特點，開始被大陸讀者所接受。

當然，更大的影響此時也遠未形成，更為重要的事件也沒有發生。這本書輾轉到三聯出版社，才在這裏遇到了它真正的讀者群。於是，在三聯等出版單位和媒體的推動下，《萬曆十五年》竟然走出了一波不同尋常的暢銷軌跡，成了一本現象級的歷史書。

還帶動了他早年一些談歷史的圖書的引進和銷售，即使是論文式結集也開始好賣了。關於黃仁宇的書，一並包裝成大歷史觀下的敘事，竟然成為一時風尚，大受追捧，而國內歷史學人嚴謹的歷史研究、學界公認的歷史作品，反倒得不到類似的厚愛。這倒是黃仁宇和他的後代始料未及的。

《萬曆十五年》最大的特點就是介於學術和大眾閱讀之間的敘事。這一特點在早期被看作不倫不類，也是不被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後期又成了學術大眾化的助力。至少比起美國來，大陸讀者對於歷史的興趣要濃厚得多。大陸有一大批對於歷史有著濃厚興趣的群體。以史為鑒，鑒往知來，這些理念，滲透在歷史學界以外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商人、平民的生活中。

雖然這本書作者一開始在英文版標題所說的“1587年，無關緊要的一年”。但他卻選擇了那一歷史時期最重要的人物，這些人物有人盡皆知的清官海瑞，有著名的抗倭將領戚繼光，有政治家的楷模張居正。至於萬曆皇帝，所有人都想探聽點秘史，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興趣。敘事脈絡清晰，文筆流暢，也是加分不少。

雖然說是1587年，作者只是想以此作為一個切面，希望讀者通過這個切面看到這一年前後發生的事情，感受到重大事件發生前的隱秘變化。所以，他的人物選擇就包括了萬曆皇帝，講宮廷生活，妃嬪恩怨，也不乏年輕的萬曆皇帝和太後對張居正的高度信任。

作為重要政治人物的張居正，影響則滲透在當時朝代的各個方面，這種影響甚至隨著他的離去，依然在發揮作用。伴隨張居正的，還有首輔這一層面的明爭暗鬥。

等到講海瑞時，在傳統的海瑞這一清官形象人設下，也講了他個體的堅持，卻不容於環境。他的美德也無濟於當時的社會。在歷史大環境下，個體的局限和無奈一覽無餘。到了這一部分，作者關於明代財政的研究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不惜筆墨地結合海瑞所陷入的大量紛爭渲染著當時的經濟背景。

這種關於財政的研究和剖析，也在與戚繼光有關的軍事方面多有滲入，還原了一個英雄的時代。當然，也有很多與人們習見的形象多有不同的側面，使得人物豐滿了起來，給了讀者另一個視角。

在戚繼光最受人所推崇的抗倭故事中，作者講倭寇入侵的原因，不拘細節地從日本方面分析了經濟原因、戰備戰術和傳統，也細致地還原了戚繼光當時的武器形態、戰術和社會背景。戚繼光官場起勢離不開張居正的扶持，似乎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朝中有人好做官。隨著張居正被清算，戚繼光也受牽連，被革職。

書中在所提到的王世貞所寫《張公居正傳》中有關戚繼光的內容時，不諱“戚繼光則用重金購買稱為‘千金姬’的美女作為禮品奉進。”這在傳統的英雄宣傳中可是難以窺見的。他最後在貧病交迫中死去，也印證了“孤獨的將領”這一不同於主流宣傳的提法。

到李贄篇章時，作者試圖通過對孔孟、朱熹等的介紹，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來闡釋李贄和耿定向的爭論。又從當時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的公案裏，闡述了王陽明的心學。這期間又不乏李贄私生活和日常的一些片斷。

當然，這本書的暢銷終究也難掩不足。說得冒昧點就是野心太大、底蘊不足，半路出家、類似雜家的特點，使得他的一些闡述難有深厚的學養作為支撐；想微言大義，又沒有相應的學識和功力作支撐，難免有似是而非之感。

這反而顯出了錢穆這種一生治史，嚴謹求證的可貴。在《國史大綱》《先秦史》等作品中，作者微言大義背後，有其一生治史和大量史料發掘的支撐，在下定論或作評判時可感覺到他的慎重和謙虛，而往往有新的見地，會讓人有耳目一新、豁然開朗之感。

在黃仁宇之前，之所以一直沒有大歷史觀的提法。當然不會是歷史學人想不到，而是難以做到。宏大的敘事背後，必然要有數倍於其的史料作為支撐。如果沒有這種支撐，就不可避免地會流於牽強和猜測。而這在以嚴謹著名的歷史界，實在是難度太大。

反之，要追求嚴謹，要在零碎的史料間，厘清其間的脈絡，形成清晰的因果關系，更是難以為之，大歷史觀的構建當然難以成型。黃仁宇或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這本書中作者試圖通過找到小的切口來避免這種超高難度，於是選擇了將單獨的人物和特定的年份前後作為兩個小切口，但即使這樣，還是可以看出他在面對龐大的學術體系時抓襟見肘的史識和底蘊。

就像在講李贄一節中，作者試圖從孔孟、朱熹、王陽明的學術方面尋找他學理的支撐，但顯然他在中國古代哲學方面研究的不足，制約了他的發揮，一些闡述不乏勉強為之的無奈。這或許就是他難以被歷史學界真正接受的原因了。

隨著《萬曆十五年》不斷重印，德文版、日文版、中文繁體版的一再發行，大歷史觀的提煉和作為營銷策略的大肆宣傳，早已不像當年那樣“No Significance”，無關緊要了。

倒是留給學術界和出版界一些思考，近些年來嚴肅的歷史學著作並不受市場認可，不被讀者接受，反倒是遊離於學術界邊緣的如《萬曆十五年》，更有遠離學術圈、草根化的同一朝代敘事的“明朝那些事”反而受到熱捧。

大陸讀者對歷史的興趣從來不曾衰減，傳統文化複興的時代背景下，對於好的歷史敘事更是大有可為。或許這也是《萬曆十五年》能帶給出版界和學術界一個思考的切面吧，就如同那無關緊要的15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