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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途滅虢是怎麼回事?兩萬美金和一把頂在頭上的手槍


2022年2月16日 - 歷史小編  
   

?春秋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據說是魯國史官所寫,並由孔子修訂的一部史書。

由於《春秋》這部史書始於周平王東遷,終於三家分晉,所以我們就用“春秋”作為這段歷史的代稱,這一歷史時期有367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

按照正常邏輯,說春秋必然要從周平王東遷,甚至更早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開始。

可我認為:這種開局並不利於闡述我的歷史觀,所以我選擇了假途滅虢,這一發生於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的事。

假途滅虢的故事很簡單,大意是說虞國和虢國是兩個關系親近的小國,晉國打算攻打虢國,卻必須經過虞國。

由於虞國和虢國關系親近,所以晉國國君晉獻公就給虞國國君送去了大批美玉和名馬,希望虞國能夠讓開一條道,方便晉國的軍隊穿過虞國攻打虢國。

這消息傳到虞國之後,立刻就有一個名為宮之奇的聰明人上前勸諫:“我們虞國和虢國那是嘴唇和牙齒的關系,如果虢國被滅,我們虞國也不會有好下場的!”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這就是著名成語“唇亡齒寒”的由來。

但可惜的是:虞國國君的腦袋好像被驢踢過一樣,眼裏更是只有美玉和名馬,對宮之奇的勸諫毫不理睬,答應借道給晉國。

結果呢?自然是宮之奇說對了:當晉國滅掉虢國之後,順手把虞國一起滅掉了。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在春秋開篇時,我為什麼要先講假途滅虢的故事呢?因為縱觀整個春秋戰國,類似的小故事實在是太多了。

這些小故事都有相似的人設:男一號(國君)蠢得像豬一樣,男二號(勸諫者)精明強乾、眼光獨到,反一號(敵對方)陰險狡詐。

這些小故事都有相似的內核:如果男一號聽從男二號的勸諫,就可以輕易粉碎反一號的陰謀;可男一號就是剛愎自用,最終導致國滅人亡。

這些小故事都有相似的寓意:如果我們能夠穿越回春秋戰國時期,憑借我們正常人水准的智商,完全可以吊打這幫智商不超過50的古人。

可只要略微了解一點分子人類學的人就該明白:從基因的角度來看,春秋距離我們現代實在是太近了,根本不足以發生大規模突變。

這也就證明一點:春秋時期的正常人,並不會比我們現代正常人的智商低。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春秋時期的正常人智商不低,又怎麼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這種可笑又愚蠢的錯誤呢?

就拿假途滅虢來說,我認為只要認真讀完九年義務教育的人,都不會被晉國的這種鬼花招所騙,可虞國國君就是答應了晉國的要求。

宮之奇有什麼了不起的嗎?我並沒有看出來。因為宮之奇所說的道理,只要認真讀完九年義務教育的人肯定都懂,可虞國國君就是不懂。

只要我們能想明白這些問題,自然會得出一個新結論:類似於“假途滅虢”這樣的智慧故事,往往都只是寓言故事而已。

你說它是假的嗎?不是,我相信在僖公五年的確發生了這件事。可如果我們深究一下具體細節,會發現事情根本不可能如此簡單。

從表面上看,隨便一個初中畢業生穿越回去,也比虞國國君的表現要強。

可如果我們從實際情況出發,自然就會明白:如果我們處於虞國國君的位置,肯定也不會比他強多少。

如果晉國給虞國的禮物只是美玉和名馬,那麼無論誰處於虞國國君的位置,都會毫不猶豫地拒絕。因為正常人都明白,這些財物不過都是致命的誘餌。

可問題是:如果晉國在送給虞國美玉和名馬的同時,還附帶著帶血的短刀,作為虞國國君,他又該怎麼做呢?

這令我想起了小說《教父》中的一個情節:

教父考利昂拿著兩萬美金去找某個人,希望對方可以賣自己點面子。對方表示拒絕,因為賣給教父這點面子,潛在的損失遠遠超過兩萬美金。最後,教父拿槍頂在了他的頭上,對方終於願意賣給教父面子了。

考利昂老頭子一面勸說,一面把手槍對著歌舞團領班的前額,用極其嚴肅的態度使他確信:要麼簽字,要麼他的腦漿在一分鐘內灑滿那份文件。萊斯·霍勒簽了字,考利昂老頭子把手槍插進口袋,並把那張有銀行保證的支票遞了過去。

你看看,這就是歐美經典小說對於現實權力博弈的描寫,如此簡單、如此直接。

當晉國的美玉、名馬和帶血短刀同時擺在虞國國君面前的桌上時,他有上中下三策可選。

上策激進,那就是言辭拒絕晉國的借道請求,並無視美玉、名馬和帶血短刀,同時聯系虢國,准備聯合起來對抗強大的晉國;

中策中庸,那就是既不接受晉國的借道請求,又不明確拒絕,只是想方設法地拖時間:總而言之,我們內部意見不統一,您再等等,我們商量一下;

下策保守,那就是立刻接受晉國的借道請求,並收下美玉、名馬和帶血短刀,同時派兵和晉國一起攻打虢國,希望能瓜分到一點甜頭。

這三種選擇哪個最好呢?虞國國君認為下策最好,結果卻是晉國假途滅虢,順手滅了虞國。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我們自然可以對虞國國君選擇下策而大加嘲笑。可問題是:難道上策和中策就更好嗎?

先說上策,直接和晉國撕破臉,和虢國一起聯手抗敵。這種選擇聽起來很過癮,實際操作起來卻難度頗大。

當時的客觀情況是:晉國強而虞虢兩國弱。對於強大的晉國而言,先滅虢國還是先滅虞國,從本質上來說不會有太大差別。

如果虞國如此剛強地拒絕晉國,那麼晉國的態度就簡單多了:我把你當朋友,你卻把我當惡狼?

好吧,既然你給臉不要臉,我就讓你看看狼是怎麼撕咬獵物的!

換言之,如果虞國國君選擇上策,就等於是選擇和晉國拼個你死我活!

從表面上看,晉國的目標並不是虞國,而是虢國。可你虞國國君非要把這滔天禍事攬到自己身上來,國內的臣民們會怎麼看待你呢?

說一千道一萬,你說晉國滅了虢國之後一定不會放過虞國,那也只是一種假設吧?現在人家還沒把屠刀砍到你頭上,你非要替虢國強出頭,這不是找死又是什麼?

話又說回來,聯合虢國,怎麼聯合?由於你虞國國君不識好歹,人家晉國擺明了要打你虞國。這時候你再找到虢國,說我虞國給你擋了災,你要出兵跟我一起對抗晉國。

到那個時候,人家虢國也會考慮上中下三策了,誰敢保證虢國不會選擇下策,和晉國一起瓜分虞國的土地呢?

說一千道一萬,晉國說是要打虢國,可人家現在被你虞國掃了面子,決定打你虞國,你乾嘛非要再度拖我們虢國下水呢?

綜上所述,誰敢說上策是個好選擇?

再說中策,用曖昧態度穩准晉國,然後再找應對措施。這種選擇聽起來比上下兩策都穩妥,但問題就在於:這種選擇不是誰都能玩得轉的。

我在寫吳三桂的時候就曾說過:所謂的吳三桂因為一個女人放清兵入關,不過是一種把黑鍋扣在女人頭上的傳統手法而已。

關寧軍是一個集團,吳三桂固然是個聰明人,但關寧軍內部的聰明人有得是,誰會在這種重大問題上陪著吳三桂胡鬧呢?

具體到虞國內部,同樣也是如此。

當晉國的美玉、名馬和帶血短刀同時擺在虞國國君面前的桌上時,虞國眾臣自然會分成左中右三派:

左派傾向於上策,眾志成城,痛擊晉國鬼子!

中派傾向於中策,世間喧囂與我何乾?

右派傾向於下策,晉國爸爸快進來,我們帶路!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分歧呢?從普遍意義上講,這是因為大家對未來利益的預期不同。

如果一個人認為:當他變成晉國人後,生活水平會有明顯改善,那麼他自然傾向於變成晉國人;

如果一個人認為:無論是當晉國人還是當虞國人,生活水平不會有明顯差別,那麼他自然傾向於不發表意見,免得得罪其中一方,從而損害自身利益;

如果一個人認為:當他變成晉國人後,生活水平會有明顯惡化,那麼他自然傾向於抵抗晉國的侵略。

這可以算是春秋戰國時期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對內沒有什麼民族觀念,也沒有什麼忠君觀念,更多的是一種打工仔思維。

吳起是衛國人,娶的老婆是齊國人,最初替魯國打工,後來替魏國打工,最後替楚國打工。

“在這家公司混得不好,咱再跳槽到另一家去。”



  

伍子胥是楚國人,卻因仇恨轉而為吳國人效力,曾一度把滅亡楚國。並用鞭子抽打仇人的屍體。

“這家公司對不起我,我不但要跳槽走人,更要想辦法把這家公司搞垮。”

百裏奚是虞國人、蹇叔是宋國人、商鞅是衛國人、範睢是魏國人、呂不韋是衛國人、李斯是蔡國人,但他們全都為秦國效命,並青史留名。

“不能在這家即將上市的公司混個CEO,我就不走了!”

甚至而言,被後世尊稱為“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也要周遊列國,希望自己能夠受到重用。

他的徒孫孟子同樣不安分,東奔西走希望能受到重用,還有人用詩句諷刺他:“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

“哪家公司願意給我機會,我就在哪家公司混。只可惜,哪家公司也不願意給我機會啊!”

毫不誇張地說,看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混戰,實在是有點像現代眾多公司兼並競爭。

很多人習慣用後世思維分析問題,認為晉國攻打虢國和虞國是侵略戰爭,但當時的大多數人顯然不會這樣想。

如果當晉國人能過上安生日子,那咱們就當晉國人唄。

綜上所述,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虞國國君想用中策打馬虎眼,他的臣民們會無動於衷嗎?

很多人在說起春秋時期的歷史時,總會開口閉口把“禮儀”拿出來說事兒,給人的感覺就是:春秋實在是我中華文明最璀璨的光輝詩篇啊!

可實際上,春秋是一個標准的亂世,更是一個魚大吃蝦、蝦大吃魚的時代。

臣子廢殺君主和大國滅掉小國,在春秋時期就是家常便飯,只要有機會有實力,春秋時期的下限低到令你無法想象。

據司馬遷統計,在整個春秋時代,被臣子殺掉的君主有三十六個,被滅亡的國家就有五十二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司馬遷說得對不對呢?恐怕略有保守。

當史書提及秦穆公時,說他

“兼國十二”

當史書提及齊桓公時,說他

“並國三十五”

當史書提及晉獻公時,說他

“並國十七”

按照這種說法,上述三位老兄加起來就滅了六十四個國家!

這是什麼禮儀?分明全是利益啊!

在這種背景下,小國和弱國逐漸被大國、強國吞並,實在不是什麼新鮮事,更多的是一種“大勢所趨”。

如果當時的人普遍抱著一種“玉石俱焚”的心態,那我們中華民族的總人口恐怕得減半、減半、再減半。

在聊春秋的時候,少些浪漫敘事,多些利益分析對比,這才是真正的唯物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