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微鏡下的明朝劇
《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劇照。
2023年2月10日，2007年首播的《大明王朝1566》豆瓣評分升至9.8分，成為最高分國產劇。
2月15日，改編自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下文簡稱《絲絹案》）豆瓣開分7.8分，且保持至完播，成為近5年豆瓣評分最高的明朝劇。
盡管明朝不是影視化頻率最高的中國朝代，但大小屏上並不乏書寫明朝歷史，或以明朝為背景的作品。
2016年，以明朝為背景的《女醫明妃傳》披著古裝大女主劇的外衣走進觀眾視野。
2019年，《大明風華》開播。
倘若不將上一年的穿越劇《回到明朝當王爺》放進同一個參照系，那麼這是明朝劇時隔3年的一次回歸。
對於《大明風華》，電視劇研究者、影評人李星文透露：“選定這個IP（蓮靜竹衣的小說《六朝紀事》），最開始也是准備照著傳統的帶有宮鬥色彩的大女主劇去做，但是遇到政策的變化，就改成了這種比較家庭倫理化的歷史劇。”
新穎的改編為觀眾打開了一個別樣的觀察明朝的視野，正如監制、策劃人譚飛所言：“確實它有家庭倫理感，包括插科打諢甚至內鬥，但還是拍得妙趣橫生。”
有別於《大明王朝1566》，《大明風華》及其後的《山河月明》和《絲絹案》都不是傳統的歷史正劇。
不過，倘若看得仔細一些，或許能尋到明朝向前發展的線索。
以小見大更見明朝真相
“過去所謂的歷史正劇往往和‘權謀’兩個字分不開，但是《大明風華》最大的特點就是家庭倫理化了。”
李星文說，“播的時候有一個‘朱家五子’的說法，就是劇中朱棣和他的三個兒子，再加上他的孫子，他們之間既進行著傳統的皇位的繼承和爭奪，同時也有比較多的家庭倫理、親情的成分在其中。”
按照譚飛的觀點，這部原名《大明皇妃·孫若微傳》的作品自從更名為《大明風華》，便已經表明了其風格與主題的轉向。
在一些觀眾看來，這個新名字對應的該是一部涵蓋明朝諸多史實的大劇，但譚飛覺得，“對現在的語境及整個電視劇的體量和可能性來說，這不太現實”。
但編劇兼導演張挺還是做出了努力，他有意在劇中呈現九大明朝歷史事件。
在李星文看來，一旦這樣的願景變成“非做不可的任務”，“戲劇的節奏可能就不是那麼好掌握了”。
因此，它更像“半部好劇”，“後半部分這個劇的節奏就有點亂了，諸多的歷史事件走馬燈一樣地上演，但是人物塑造已經變得比較薄弱了，包括孫若微終究也沒能變成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
譚飛對此持相同觀點：“它可能是必須要講一些大事件，所以細節上就沒有那麼生動、細致和真正地反映史實，有時候有點為了講而講（的感覺）。”
這樣做會出問題，避免的方法之一是以小見大。
據他觀察，這也是明朝歷史研究的一個特點。
“講一個小細節或者局部，可能更能概括這個朝代的一種感受。比如影響了很多明朝歷史研究者和創作者的《萬歷十五年》，作者黃仁宇其實就是用那一年的苛捐雜稅、人口、稅收等細節，凸顯當時中國的大致情況。”
否則，劇作一定會被“全景式展現複雜的明朝歷史”的想法拖累。
“因為真正好的戲還存在著的一個問題就是，實在是戲太精彩或者說肉太豐滿、太香，那麼可能很多人是難以消解的。”這是譚飛的一個側面觀察。
另一邊，所謂的“明粉”指責《大明風華》罔顧史實。
張挺回應：“緊扣著當代觀眾的情感，把歷史中重要的東西挑出來，完成戲劇的一個組合，再把故事講給觀眾聽。對我而言，這樣就算完成任務了。如果有機會，請歷史顧問來提意見，劇本再做打磨，可以做得更好；沒機會就這樣，不裝。”
李星文認可他所說的：“我一直主張電視劇的詞根是劇，把戲寫好就行了，歷史是個背景，是素材、食材，不要違反‘天條’就行了。我覺得它前半部分‘朱家五子’這個點找得好，既找到了人物關系，也找到了生發無窮戲劇的發動機。”
談及歷史劇的創作，李星文對兩種流行觀點進行了闡釋：其一，相對主流的“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其二，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
他個人更傾向於第一種觀點中的“小事不拘”。
以《大明王朝1566》為例，貫穿全劇的“改稻為桑”是虛構的，但沒有讓人覺得這部劇不嚴肅，不是歷史正劇。
“這件事情是大事還是小事呢？”他覺得，該事件的影響上至廟堂，下至基層，穿透兩者之間，因此很難說是件小事，“所以應該說‘歷史精神不虛，情節設置自由’，這是歷史劇創作的一項基本原則”。
對於第二個觀點，李星文是這樣理解的：“歷史已經不可知了，真正發生過什麼誰也不可能完全把它打撈出來，我們只要本著歷史的精神去追求情節的相似性，追求邏輯的合轍、自洽就好了。”
《山河月明》的改編沒有超出這兩個觀點，因此在歷史劇和古裝劇兩個類型間，它更接近前者，可以稱為“新編歷史劇”。
《女醫明妃傳》劇照。
大的事實不虛，小的面孔多樣
譚飛認為，“新編歷史劇”或“新派歷史劇”介於《雍正王朝》般的歷史正劇與《康熙微服私訪記》般的歷史演義劇之間，大的事實不虛，而小的方面如人物、年代、事件本身的性質發生變化，做出“更符合影視化規律的改動和加工”，但作品的整體氣質契合朝代背景。
“這樣就拓展了創作空間，因為如果完全按正劇來創作，對現在的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的吸引力會直線下降，因為大家都知道結果了，沒有懸念了。那麼可能很多時候要在螺螄殼裏做道場，現在好多新派歷史劇在這方面做得特別成功，把細節的生動與人物的生動，以及不可預測的走向融為一體。”
《絲絹案》采用了類似的創作方法：男主角帥家默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但並非事件的主人公，也沒有超凡的數學天賦。
李星文認為，“智商爆表，情商為零”的人設使其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規範主角。
“天才傻少年”般的人物刻畫帶給譚飛一種“現代人格”的觀感，“我覺得現代人格其實指的是在某方面追求真相，或者說科學方面的追求能力超常”。
人設如此極致，難免讓觀眾覺得人物信息量單一，缺乏懸念及反轉的可能性。
很多觀眾反而記住了一眾配角。
“它更多地呈現出群像的感覺，這是第一點。”李星文說，“第二點是我采訪馬伯庸時，他說雖然帥家默不是傳統的大男主，不能主導整個事件的進程，但他是理想主義的一面鏡子，很多心思複雜的、貌似比他情商高很多的人，跟他碰撞之後都在某種程度上被他改變了，都照出了自己的一些理想，被他治愈了。”
《絲絹案》的獨特性生發於馬伯庸的個人風格，李星文曾就此執筆解讀，本次采訪中，他進一步闡釋道：“他的系列小說確實已經形成流派了，而《顯微鏡下的大明》甚至都不是小說，是紀實文學，也都已經改編成我們可以歸入所謂的歷史懸疑劇的作品。”
馬伯庸的作品裏常見關於歷史背景、制度、體制、機制等的考據，李星文認為，在小說家和劇作家當中，“他（馬伯庸）是做得比較講究的，在這方面花的力氣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