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邊域重心轉移，王象乾受命防守

王象乾在萬歷十七年（1589）調任宣府前線任職，開始了他長達四十載漫長邊疆為官生涯。正是在這四十年的時間裏，大明王朝的邊疆重心發生轉移，邊疆防線，尤其是在東北設置的防線漸漸被肢解，國防日壞，以至於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是有一個過程，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明朝在北疆的防線主要是依靠九個重鎮，為了抵禦北方遊牧的蒙古部落時常對邊境地區襲擾，明王朝不僅加固原有的長城城牆，還沿著長城一線在險要地段設置重兵。

這種重鎮從東北的遼東到西北的甘肅一共設有九個，稱之為“九邊”防禦政策。明蒙自1571年“隆慶議和”後，明朝與右翼蒙古之間進行款貢，雙方大體上保持互不侵犯的局面，偶爾出現一些摩擦，但不影響大局；

對待左翼蒙古，明朝的態度是拒絕款貢，嚴密提防。這種對待蒙古的總方針在萬歷中期並沒有改變，加之此時右翼蒙古由主張對明朝友好的三娘子掌握大權。因此，這一時期的明蒙邊境在宣府以西的邊鎮相對較為和平。

而在宣府以東的薊、遼兩鎮時常遭到左翼蒙古和兀良哈三衛的襲擾，頗不寧靜。隨著建州女真努爾哈赤的崛起，遼東地區邊患對明王朝威脅越來越大。萬歷後期，這種趨勢日益嚴重，女真乃至後金取代蒙古成為了明朝的肘腋之患。

當然，明朝軍事重心的轉移是一個漸漸發展的過程，在努爾哈赤發布伐明檄文、興兵攻明之前，明朝在東北的最大威脅主要是左翼蒙古。薊遼外的左翼蒙古只有兀良哈三衛與明朝有正當的互市關系。

因此，察哈爾和喀爾喀兩個萬戶一直希望能夠與右翼蒙古、兀良哈三衛一樣獲得同等待遇，通過多年襲擾明朝邊境，也迫使明朝給予一定的市賞。然而，一方面隨著蒙古王公貴族子嗣繁衍越來越多，明朝用於賞賜的費用也大額增加；

另一方面，一些左翼蒙古部落首領為了得到與右翼蒙古、兀良哈三衛同等的待遇，通過傾兵擾邊迫使明朝給予的一定的賞賜，在萬歷後期，這種為挾賞而擾邊行為與明朝邊將搗巢行為引發的報複行為從未間斷，讓明朝疲於應付。

明朝軍隊敗壞情況在萬歷中後期以後更加嚴重，戰備松弛，士兵戰鬥力弱，明朝在遼東的防禦已經力不從心，萬歷三十四年（1606）李成梁放棄由其曾經開拓的寬甸地區就是證明。

邊關將領的無能與敗壞，士兵的羸弱，北疆形勢在努爾哈赤的沖擊下，以致到了不可扭轉的局面。萬歷後期，努爾哈赤逐漸統一了整個女真，當他一個一個滅掉明朝扶持的女真首領，在遼東邊境制造麻煩時，明朝的一些有識之士也看到了努爾哈赤的巨大威脅。

萬歷三十七年（1609），內閣首輔葉向高說：“近日邊事唯建夷最為可憂，九塞空虛亦唯遼左為甚。”然而，這樣的先見之明並沒有成為皇帝和群臣的共識，依然任由努爾哈赤繼續坐大。

明朝終於在萬歷四十六年（1618）吞下了自己釀成的苦果。這一年的四月，努爾哈赤帶兵進攻明朝撫順關，拉開了他反明鬥爭的序幕。第二年，明朝又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薩爾滸戰役中被打敗。

喪失了遼東的精銳力量，不得不轉入被動防禦，後金也成為了明朝最大的外患威脅。萬歷皇帝最後的五年，王象乾正在山東老家賦閑，就在這段時間，明朝的北疆局勢急轉直下，後金努爾哈赤在經過三十多年的韜光養晦、蟄伏待機，終於拿起槍頭對准大明王朝。

可以說是明朝“對女真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在女真各部落之間制造矛盾，進行離間，擴大民族之間糾紛，使他們相互敵視，相互仇殺”政策的破產。人數占優且以朝廷上國自居的大明朝軍隊面對後金鐵騎竟然瞬間敗下陣來，自薩爾滸戰役到天啟初年。

明朝在遼東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派駐經略遼東的長官有如走馬燈似的更換，誰也無法阻止不斷喪城失地的局面，重要的城市如沈陽、遼陽、廣寧先後丟失，加上在萬歷四十八年（1619）丟掉的開原和鐵嶺，明朝在遼東的戰略要地幾乎蕩然無存。

防線在短短的三年時間便退到了山海關一線，阻隔後金與蒙古的屏障消失殆盡。從下面的地圖可以直觀看清明與後金在遼東地區勢力的消長。明朝的九邊防禦體系中，除了最東邊的遼東附帶防禦女真之外，其餘八個都是用來抵禦蒙古部落侵襲。

到天啟初年時，後金努爾哈赤已經取代蒙古成為明朝在東北最大的外敵，是整個國家的國防重心所在。後金不僅奪取遼東大部分土地，還為了在遼東孤立明朝，同時也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開始積極籠絡左翼蒙古。

明朝鑒於此，也不得不加大安撫左翼蒙古諸部的籌碼，使之不成為明朝的敵人，畢竟“後金的目標是取代明祚，定鼎燕京；而蒙古兵臨城下，僅僅是索取金銀財帛、生活資料”。網羅住蒙古不僅能使其為明朝所用，對後金也是威懾，從而減輕所遭遇的軍事壓力。

自此，明、蒙、後金在遼東地區形成了一個三角關系。三者之間的沖突與聯合貫穿天啟一朝始終。天啟七年（1627），明熹宗去世，因身前無子，就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繼任皇位，年號崇禎。

大明王朝到了崇禎時期，國事已經是積重難返，縱然崇禎皇帝認識到局勢的危機，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勤政、節約、改革挽救大明王朝這座病入膏肓的大廈。但是內有起義，外有後金和蒙古的威脅，形勢十分嚴峻。

崇禎初年，北部蒙古大汗依舊是林丹汗，後金國主已由努爾哈赤換成了皇太極。繼位之後的皇太極繼承了努爾哈赤的政策，繼續加大對蒙古部落的軍事征服和籠絡，削弱察哈爾部的實力和孤立林丹汗，又聯合諸蒙古部落發兵進攻林丹汗，林丹汗戰敗被迫向西轉移。

後金進一步控制左翼蒙古所屬疆域，從而使明朝薊鎮防線暴露在後金軍隊的面前，明朝薊遼防禦壓力劇增，後金可以不經山海關，繞道蒙古直接進攻薊鎮。後金對蒙古的軍事壓力和招撫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左翼蒙古有許多部落都投向後金，如喀喇沁部在崇禎元年（1628）因與明朝關系惡化而奔走後金。但是明朝方面也十分清楚蒙古的重要性，一直用款賞手段網羅，力圖使蒙古諸部即便不為明朝所用。

但至少不會投降後金，成為後金的馬前卒，以減輕大明帝國西邊邊防的壓力。明朝在長城以外是外敵威脅，在內是財政入不敷出，邊疆欠餉嚴重，如延綏鎮竟然二十七個月發不出餉。如此情況下何以指望這些士兵拼死保衛疆界，邊防松弛可見一般。

原本右翼蒙古部落就時常騷擾邊境，再加上林丹汗向西轉移的過程中也不斷劫掠明朝邊境和挾賞，明朝在西邊的邊疆威脅性和壓力性倍增，崇禎帝要面對艱巨的考驗。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號霽宇，山東桓台新城人（今山東桓台縣新城鎮），嘉靖二十五年（1546）出生，家境到他這一代已經十分殷實，祖父王重光任官貴州右參議，卒後贈太仆寺卿；

父親王之垣是嘉靖年間的進士，萬歷年間官至湖廣巡撫、戶部侍郎，卒後贈戶部尚書；叔父王之輔是嘉靖舉人，官至戶部員外郎；叔父王之猷是萬歷進士，官拜浙江按察史；叔父王之都也是萬歷進士，擔任過平涼知府。

在王氏象字輩中，族兄象坤是嘉靖年間進士，在浙江和山西擔任過布政使；族弟象恒是萬歷年間進士，官至應天巡撫；族弟象蒙是萬歷年間進士，歷任應天和四川巡按，最後官拜光祿寺少卿；族弟象春也是萬歷年間進士，天啟年間任南京吏部郎中；

族弟象雲是天啟五年進士，官至山西參議；嫡親弟弟象晉是萬歷年間進士，最後官至浙江布政使。在明代新城王氏中，盡管中進士、當高官的人不在少數，但卻沒有一人能與王象乾相比。

王象乾不僅在身前位居大九卿之列，死後更是獲贈“太師”稱號。明朝的官職制度中，“太師”是大臣中最高的榮譽稱號，兩百多年裏能獲得這一稱號的大臣可謂是鳳毛麟角，一代權臣張居正也只不過如此。

良好教育和科宦之家的熏陶，以及自身的聰明好學，使得王象乾的科舉之路走得十分順利，隆慶四年（1570）以鄉試第二名的成績考中舉人，隆慶五年（1571）25歲時便進士及第。初入官場時從基層知縣做起，關於王象乾在聞喜知縣任上政績成果。

史料上有一些記載：“初至聞喜，其城南臨涑水，每春漲齧城，城輒頹圯。歲以木植累民，所費不貲。象乾創為石堤，一百六十餘丈，水患永息。縣糧差不均，胥吏得上下其手，象乾於編審時置九則牌，令人戶以次立其下，有鬻產減則者即升售主代之。

按牌定籍，吏無所容其奸，民以不擾，鄰邑鹹取法焉。”因王象乾在聞喜任內興修水利、秉持正義，受到充分認可，便調回兵部任職。在兵部任職期間，王象乾的仕途平穩而順利，從主事到員外郎再到郎中。

官階由正六品官升為正五品，由於記載王象乾在兵部業績的資料也十分少，我們無法得知他做了哪些具體事情，但有一點可以確定，能通過張居正當政時期的“京察”考核升職，說明做事與做人方面得到了認可。

王象乾順利的升遷仕途還在繼續，萬歷十一年（1583）他由兵部郎中外調保定知府，官階變成了正四品。任上他遇上了災荒，面對嚴峻的形勢，他處危自定，通過借調萬餘兩用於購買馬匹的馬價銀分發保定府下轄州縣用來賑災，約定來年收獲糧食後用糧食和銀子還給官府。

這個方法不僅解決了災荒，還在來年按時還上了借調的馬價銀，並且還因為次年糧食價格上漲，獲得了幾千兩的收益，“悉散貧民，資牛、種”。王象乾在保定知府任內留心民生，積極賑災，“躬儉樸，作養人才，多所成就”，不久調為河南副使。

明蒙自“隆慶議和”後，以俺答汗為首的右翼蒙古與明朝處於相對和平的局面，雖然類似嘉靖年間的“庚戌之變”不會再次發生，但一些小規模襲擾不可避免。因此，明王朝君臣清晰認識到必須不斷加強邊防。

明朝將王象乾調到宣府前線，表明中樞部門對王象乾過去為官政績的肯定和才識的認可。而對王象乾個人來說，深入邊防一線駐守，確是一個難度不小的挑戰。王象乾到任後通過多種渠道積極了解蒙古部落內部情況，做到了對蒙古內情了然於心。

在處理對蒙事務時王象乾也是表現不卑不亢，進退有序，他采取恩威並施的方法贏得了沿邊蒙古部落首領的尊重，蒙古部落首領紛紛稱呼他為“那顏”，“那顏者獨華言大人也”。他還積極向巡撫王世揚進言安定宣府邊外秩序的方法，成效十分明顯，對安定宣府前線起了重要作用。

因王象乾守邊功績突出，萬歷二十二年（1594）“升山西右布政使王象乾為巡撫宣府右僉都禦史”。成為明朝封疆大吏的王象乾在宣府巡撫任上一待就是七年，七年裏宣府前線在他的努力經營下一直是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

萬歷二十八年（1600），王象乾通過考核，職位得到進一步升遷，由“巡撫宣府、右副都禦史為兵部右侍郎加正二品服俸”。鎮守宣府拉開了王象乾半生邊疆為官生涯的序幕，此後數十年時光他在官場上走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萬歷二十九年（1601），王象乾結束了十三年宣府守邊生活，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撫四川”的官銜接替回家丁憂的李化龍，全面負責“播州之役”後的善後工作。

“萬歷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在耗費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之後終於以楊應龍被剿滅、叛亂勝利平定而告終。戰爭雖然是以明朝中央渴望的結果結束，但是遺留下來的滿目創傷“不僅僅包括戰爭本身給土司區留下的問題。

也包括土司地區原本就已經存在的諸多問題”。這就急需一位才能卓著的乾臣來主持善後大局。王象乾接手的川、貴地區，土司勢力龐大且關系錯綜複雜，他不僅要在維護大局的前提下平衡好土司之間的利益訴求，防止土司造反的事情再次發生。

還要繼續打擊播州殘餘叛亂勢力，積極安撫當地的土司和百姓，幫助當地百姓恢複生產，穩定好社會秩序。面對艱巨而繁雜的善後事宜，王象乾堅持以國家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依據事情的輕重緩急，有條不紊地在詳細了解情況後進行一一處理。

縱然有的意見遭遇群臣反對，也是毅然決然依據個人掌握的事實上書申辯。在王象乾總督川湖、貴州時期，貴州巡撫郭子章是不得不說的人物。王象乾主張適度抑制土司，在安西與播州接壤的六百裏膏腴歸屬問題上。

王象乾力主由朝廷管理，而郭子章則認為水西在平叛中有功績，應當歸於水西土司。由於兩人長期爭執不下，致使清疆之議持續數年，其後朝廷經過實地調查和反複商討最終采納了郭子章建議，卻導致“水西尾大之患，亦於是乎不可制矣”，天啟年間發生的“奢安之亂”即根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