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很多大臣都敢跟皇上叫板，為何清朝官員大都唯唯諾諾？

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
——白居易

無論古今，制度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永遠是至關重要的，對於同一領域的不同處理方式，積少成多之際，就會深度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

回看封建中國最後的兩個王朝，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慨，那就是明朝盛產諫臣、清朝盛產奴才，大臣公然與皇帝叫板在明朝不是什麼稀罕事，可清朝官員絕大多數都是舔狗般的存在。

要說兩者之間的差距為何如此之大？

正如開篇白居易所言，在對待君臣關系上，明清兩朝截然不同的制度決定了完全相反的局面。

從本質來看，明朝是漢人的天下，清朝則是滿人的國度，兩個民族奉行的文化也是不同的，這便是君臣制度不盡相同的根源。

先來看漢人對君臣相處的看法。

在漢人文化中，為人臣子的最高境界便是“文死諫，武死戰”，換言之，作為文臣，敢於向帝王死諫是天職也是本分。

除此之外，在明朝之前，以漢人文化為主導的其他朝代，臣子死諫的例子也是數不勝數，就比如比乾死諫感天動地、魏征死諫流芳千古、包拯死諫成就名臣，這些令人欽敬的歷史人物都成了明朝臣子敢於死諫的典範。

從朱元璋登基開始，明朝的大臣就有聞風奏報且不用負任何責任的特權，別看明宣宗之後的明朝帝王想要通過宦官制度制衡士大夫階層，可這一點不影響明朝死諫臣子的層出不窮。

就這樣，從嘉靖皇帝即位後引發的“大禮議”之爭，再到萬歷皇帝即位後的立儲之爭甚至因此三十年不上朝，哪怕明朝到了風雨飄搖之際，大臣們依舊保持著死諫的傳統。

由此可見，死諫這一價值觀在漢人文化中甚至超越了君臣制度，反而成為了士大夫對於自身超高的道德標准與人格追求，想要讓臣子停止死諫，比殺了他們都難。

偏偏這一切在清朝成立後戛然而止，要說漢人文化中，君臣可以實現共贏，可在滿人文化中，臣子對於君主來說就只有依附的份了。

不妨來看看滿人文化的形成過程，滿人在入主中原前一直處在農奴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體系中，臣子就是奴才的存在，君主則是名副其實的主人，君臣是一種依附關系。

這樣一來，在滿人文化中，臣子從來都沒有獨立人格存在，對於君主唯命是從才是使命和本分，哪怕君主做出的決定是錯誤的，質疑與忤逆都是不忠的表現，受到處罰更是理所應當，長此以往，臣子只會生出深深的奴性。

入主中原之後的很長時間裏，清朝朝廷都是重用滿人、輕視漢人的，這也讓充滿奴性的君臣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或許你會問，相對於滿人文化來說，漢人文化根基更深，那些傳承著獨立人格的漢人臣子，就真的甘心在清朝匍匐在君主腳下，為何不能試著用死諫改變滿人文化呢？

只能說，在封建王朝制度下，強權與封閉程度遠超後人想象，不妨回看曾大搞文字獄的清朝，安分守己的人都有可能性命不保，又何談沖破禁忌的人呢？

除此之外，清朝對於帝王的管束和要求之嚴苛也是有目共睹的，每一位帝王都是從小就要接受嚴格的帝王教育，多方面能力超群，這也促成了“一個國家只靠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尷尬局面，太過集權化的政局，也注定清朝帝王本身就不太能夠接受臣子的直諫。

在如此不堪的制度氛圍下，很多有機會、有能力出仕的漢人往往會選擇隱忍，這也是“劣幣驅逐良幣”效應的結果，留在朝堂上呼風喚雨的權臣大多成了合格的舔狗，直諫傳統也只能走向消亡。

所以說，不少歷史學者在總結士大夫文化發展時總會如此感慨，在中國封建朝代中，清朝的士大夫是最無節氣也是奴性最重的，即便出現過一些敢於直諫的士大夫，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是歷朝歷代墊底的存在。

在筆者看來，死諫這一傳統恰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王朝對於人們思想的禁錮程度，而這也恰恰決定了朝代發展的高度。

就比如，當年清朝面臨列強環伺之際，君王一心奉行閉關鎖國，倘若從最初有機會向西方國家開放國門、公平談話的時候跟上世界步伐，又怎麼會出現後續那麼多屈辱的近代史實？

只可惜，羸弱的清朝到了最後，依舊甘心將奴性奉行到底，無人敢挑戰皇權、提出質疑，這何嘗不是近代中國的悲哀？

單從明清兩朝君臣關系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才能清楚地意識到，合理的制度才是成就國家騰飛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