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系列文章”探討楚人早期遷徙路線與周昭王喪師於漢水 “，已經明確楚國熊繹所封丹陽，在秦嶺西南鄰近寶雞。這裏再來分析一下“丹陽之戰”，有助於厘清若乾相關地名。通過本文可知，說楚國始封丹陽近漢中要比商洛或丹淅說合理得多。
一、有關史籍
丹陽之戰發生在公元前312年，這是戰國中期。《史記·秦本紀》載：（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庶長（魏）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裏，置漢中郡。《史記·楚世家》載：（楚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醜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複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是說楚懷王因張儀使詐而怒伐秦，秦發兵大破楚師於丹、淅。說丹陽在商洛或淅川的說法都來源於此，說秦國在楚國舊都鄬郢淅川俘獲大量高官倒是符合。但是，清華簡《楚居》記載的鄬郢並不是楚國初居地，也與昭王伐楚喪師於漢水不相符，因為不管從哪個方向去商淅伐楚，舍陸路而走水路都不合常理。
從《士山盤》銘文可知，在西周中期，荊（楚國）與鄀、虘、中（四角屮，中間中）、六等國鄰近。奴虘或虘方鄰近甘肅天水甘穀縣朱圉山是確定的，六子國（陸渾戎）所居瓜洲在秦嶺西側南北坡也能確定，他們都在秦嶺西側。清華簡《楚居》也證實楚國與鄀國早期鄰近。結合安大簡研究者指出“附沮”不是人名（筆者認為是指楚國早期依沮水而居），說楚國始封地丹陽在漢中西北更加合理。
司馬遷寫《史記》，對於不確定的事情，多在不同地方分別記載不同說法。對於丹陽之戰，他在《楚世家》與《秦本紀》中分別寫作“遂取漢中之郡”、”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裏“，細品文字是有區別的，“遂取”是說戰於丹陽進而取漢中。以上兩處記載都沒有說明丹陽在哪裏，但在《屈原賈生列傳》中明確了丹陽在商淅。這種記載方法，可在《史記》中找到很多，比如昌平君與昌文君，以及西周成周與洛邑。因為相隔年代久遠，漢朝人不清楚楚國始封地在哪裏是很正常的。比如，《漢書》作者東漢班固說楚文王自安徽丹陽遷荊州就是錯的，《水經注》作者北魏酈道元對相關問題的記述也多是錯的。所以，丹陽在商淅不能看作定論。
僅從《史記·楚世家》、《史記·秦本紀》，就可以知道秦楚丹陽之戰前，秦漢中郡地盤大多屬於楚國，唐代司馬貞說丹陽在漢中是對的，這要理解為丹陽地望在秦漢中郡。這裏按時間順序簡述相關歷史要點如下：（1）秦孝公時期，楚魏與秦接界，“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楚之西南，與蜀的分界是巴郡魚複縣，有楚扞關。（2）司馬錯“滅蜀，南鄭複歸秦，置巴郡”。秦與蜀反複爭奪南鄭， 南滅蜀東有商於，攻取楚漢中是必然。（3）秦惠文王時期”庶長（魏）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裏，置漢中郡。”（4）藍田之戰時鄧屬楚，商洛仍屬秦。雖然九年後秦昭王歸還了上庸，到司馬錯攻楚取黔中，楚國又將上庸與漢北割讓給秦國。接著兩年白起攻楚，楚(頃)襄王被迫東遷淮陽陳城。
秦國在白起拔郢後設南郡，將司馬錯、張若所取的黔中和巫郡合並為黔中郡（如下圖）。
秦郡及秦朝析酈鄧箬銷等地名
二、商於之地
解讀丹陽之戰，涉及丹陽、商於兩大史學疑難。丹陽之戰前一年，張儀使楚時詐稱”願獻商於之地方六百裏“換取楚與齊國絕交。學界對商於之地說法不一，大多支持包含商洛，《楚居》也似說季連經過此地赴周。下面先對商洛、淅川與商於地名歸屬進行梳理。
先說商洛與商於。商洛在漢代是上雒縣和商縣的地域合稱，鄀國所都之邑名商密，析是鄀之別邑。清華楚簡《系年》載“二邦伐鄀，徙之中城，圍商密。”這就是鄀國遷析的原因，文中“二邦”指秦晉，“中城”或指中國舊都，即士山盤中出現的中國。有關中國，史書無載，多件青銅銘文中的“中”、“中君”等，最有可能與這個中國有關。中國融入楚國的時期不晚於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入侵鄀國，甚至可以推測它在楚武王時期就已經融入了楚國。也有人說，於中是於與中兩地名的合稱。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商密既稱下鄀，就表明不是鄀國的初封地，鄀是從它處遷來商密的，並在楚國多地留下了鄀地名。現在能肯定的是，楚莊王初年商密屬楚，說明春秋時期的商洛在鄀秦楚三國間易手。公元前340年秦“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封地在商洛無疑議。《楚世家》說“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此後未見商洛屬於楚國。商洛有秦武關，春秋時名為少習關，它位於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東武關河的北岸，與函穀關、蕭關、大散關成為"秦之四塞"。因此，丹陽之戰前，商洛屬秦不屬楚。丹陽之戰時期的楚國都城在荊州，史書有兩處說商於在楚國西面，所以張儀說的商於不在楚北，可以排除商洛一帶是商於。
商於地名應與古庸國有關，公元前611年楚莊王聯合秦巴滅庸，三國分其地。庸人南遷時不僅把大庸地名帶去了張家界（原大庸縣），還把商於地名帶去了湖南沅陵。楚黔中也稱作商於（見華陽國志），郡治在湖南懷化沅陵，城西有古城遺址。找不到張儀所說商於是指湖南懷化楚黔中的證據，司馬遷說黔中在秦孝公時屬楚。秦楚兩國與黔中有關的戰事，都在丹陽之戰以後。
丹陽之戰後一年，“秦使使約複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秦漢中郡包括今漢中、南鄭、上庸六縣無疑。說歸還漢中之半，是指漢中郡東面的上庸六縣，這從楚國靳尚與鄭袖對話可以證實。
再說析與商於。析與淅川地名位置見上圖右，可以認為這兩地都稱作析。在楚人自述中，漢中與析是分列的，即漢中不包括析（今淅川一帶），秦漢中郡也不包括析。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所述地名（上圖標注有路線與地名），與秦楚史籍一致甚至大部分保留至今。如果說丹陽之戰前的商於之地包括淅川（史記集解就是這個意思），何來以商於六百裏之地獻楚之說？因為當時的析地屬楚。
如果把內鄉縣淅川縣一帶稱作於，那也只能說楚秦巴聯合滅庸時商於就分成兩半，商洛那一半屬秦，內鄉和淅川這一半歸楚。楚國進入南陽盆地時，除了申呂息鄧等國以外，遭遇的還有巴人庸人濮人，更早的是盧人羅人，根本沒提到商於地名。說於中在內鄉縣，可能與早期庸人有關。如果商於地名出現在商洛內鄉一帶，最有可能是在商末周初。結合《華陽國志》，公元前316年秦滅蜀，也包括了苴與巴。目前只能設想：丹陽之戰前的商於位於蜀國與上庸之間，它或是巴人參與滅庸所分之地，庸人帶來了商於地名，秦滅蜀巴時奪為已有。
史籍撰寫者多以當時地名講述前事，史記中的漢中應指秦漢時的漢中郡，不包括商洛不包括淅川。今天的南陽市在春秋時稱作宛，戰國時設南陽郡。商末、秦漢這兩個階段，南陽地帶人口變動最為頻繁，許多地名被秦遷河內郡人口帶來的地名替換了。目前不能完全排除張儀所說商於在黔中。
三、丹陽地名
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看，丹陽大戰在商洛丹水與淅川一帶，這與秦國俘獲大量楚國高官相符，因為淅川有楚國舊都（比如鄬郢）。也能說明戰後淅川這一帶仍然歸楚國所有，與上文設想秦國從上庸西邊取楚漢中（上庸）並不矛盾。如果考慮周昭王伐楚涉漢，就直接否定了楚國初封地在商洛或淅川。春秋及戰國中期以前，淅川都屬於楚國，商洛是秦國從鄀國奪取的，說楚國此前把近在咫尺的初封地給了鄀國，也不符合常理。
傳世史籍都沒有明確楚國始封地在哪裏，漢司馬遷與唐司馬貞所說的丹陽之戰地點也不相同，司馬貞說的漢中丹陽最有可能是楚國始封地。結合“探討楚人早期遷徙路線與周昭王喪師於漢水”，說熊繹所封丹陽在秦嶺西南，鄰近寶雞，既符合史籍與楚居，也符合邏輯。楚國丹陽地名的遷移，應在楚失漢中以後。
《楚世家》說“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陽。”《秦本紀》也說：秦昭襄母楚人，姓琇氏，號宣太後。她的兒子上位三年就把上庸歸還給楚國了，這比丹陽之戰晚了九年。蘇代又謂秦太後弟琇戎，似乎也暗示著楚國早期姓琇氏，與戎地有關。就如魏絳之名絳、韓成之號橫陽，都與始祖發祥地有關。
楚國在藍田之戰中大敗，與顧忌韓魏困楚也有關系，此戰沒有提到失地。楚國失去淅川是在公元前298年，這比丹陽藍田兩戰要晚十多年。《史記·楚世家》記載很明確：“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析在淅川一帶，取十五城說明那裏人口密集，戰略意義大，這與”解讀《楚居》春秋時期遷徙路線“相符。